赠谭山人

　　词作当写于宣和三年（1121）秋天，时赵明诚为莱州守，李清照从青州赴莱州途中宿昌乐县驿馆时寄给其家乡姊妹的。它通过词人自青州赴莱州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莱、互相联系的深厚感情。

　　眼泪湿了衣服，脸上胭脂妆容化开。词开头作者便直接表露出了难分难舍的情感。四叠阳关唱了几千遍但是还不足以形容自己内心对妹妹的万种离情。“千千遍”则以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离别场面之难堪。“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妹妹此行路途遥远，而自己已经到了“山断”之处，离妹妹更加遥远了，加上又有潇潇微雨，自己又是独处孤馆，更是愁上加愁。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自己在临别之际，由于极度伤感，心绪不宁，以致在饯别宴席上喝了多少杯酒，酒杯的深浅也没有印象。词人以这一细节，真切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难别的心境。“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词人告慰姊妹们，东莱并不象蓬莱那么遥远，只要鱼雁频传，音讯常通，姊妹们还是如同在一起。至此，已不仅仅表现的是离情别绪，更表现了词人深挚感人的骨肉手足之情。

　　李清照是婉约派代表人物，通过这一诗词，看出李清照词细腻生动，而又不乏姿放的特点。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参考资料：

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举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
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

　　辛弃疾的山水词与前代山水诗不同，不仅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更重要的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此词就是这样。据词序，《山鬼谣》之名是取屈原《离骚》《九歌》之意。《山鬼》，一曲人神恋歌，词人借以咏雨岩怪石。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

　　上片头二句“问何年，此山来此？”著一“来”字便把偌大一座博山拟人化了。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座山当有形成的日期，但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提问的对象，并不确指，又巧妙地以“西风落日无语”作答，使渺茫的太古融入了瑟瑟西风、奄奄落日之中，竟不可得一究诘之所。既渲染了冷峻阴森的气氛，又引起日落后神秘可怖的悬想。究诘既无所得，所以紧接着便以猜度之词说：“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白虎通义》：“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传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周易》“易有太极”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说这怪石早于伏羲，实际上便把近在眼前的怪石写得超越千古，无与伦比。这是从纵的方面来写的。“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则是从眼前的景物照应远古写的。空山无人，溪水清澈，缘溪而行，一尘不染。人间虽然经历了沧桑，但这儿依然“红尘不到”，只此才与太古相似。既突出了雨岩环境的无比幽静，又透露了词人对纷扰、龌龊现实的厌恶。词人独游雨岩的词作，大多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空山独酌，孤寂可知，“一杯谁举”，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然而“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巨石不能与词人共饮，酒杯却又被山鸟打翻了。巨石不起，是无情之物体。而山鸟覆杯，可能是无心，也可能是有意，还或许是精灵所使。或真或幻把“山鬼”之灵从无写到有。由此可见，山鸟的插曲，正是人、物交感的契机。妙在写得空灵，犹如山鸟之去，无迹可寻。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

　　如果说上片写极静的意境，那么下片就写了极动的景象：龙潭风雨，足以惊人；长达三十馀丈的巨石，然被掀而舞，就更加骇人了。继之“四更山鬼吹灯啸”，不禁“惊倒世间儿女”。如此层层渲染，步步推进，直到“山鬼”出场，令人惊心动魄。词人对于雨岩之夜的描绘如此笔酣墨饱，显然是快意于这种景象。龙潭的风雨，石浪的掀舞，山鬼的呼啸，其势足以冲破如磐夜气，其力足以震撼浑浑噩噩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倒世间儿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词人长期被压抑被钳制的心声，突然爆发出最激越的声响。可知以怪石为知已，不仅在于它远古荒忽，阅尽沧桑，而且更在于它惊世绝俗，能使人在精神上受到震动。词人与之相通者，大概就在这里。他说：我以石为知已，石亦以我为知已。所以接着说“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这个“苦”字语意双关，既是说登山涉水之劳，也是说内心之苦，知已难得，人间难求。既“神交心许”，便深合默契，难分难解，所以最后说“待万里携君，鞭苔鸾凤，诵我《远游》赋”，从横的空间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云：“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词人要携带“山鬼”，驾驭鸾凤，云游万里了。词人在这里说“诵我《远游》赋”，主要是表明他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内心的苦闷是与追求理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辛词的用意亦在于此。

　　这首词把写景合咏物揉合在一起来抒情言态。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元人刘敏中曾写过一首《沁园春·号太初石为苍然》，显然摹仿此词。这说明《山鬼谣》一词，对后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参考资料：

　　该词是以艳体形式出现的爱情词，题为《有感》，实际上相当于“无题”。因为苏轼对所叙写的情事是秘而不宣的，只有明眼人方能洞悉其中奥妙，“有感”云云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己。苏轼运用了代言体写法，通篇作张生口吻，即从男方着笔来写，所述情、景、事，一一从这一人物的心中、眼中及口中道出。

　　上片着重写张生幽会的隐秘心理。开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同时也是比喻），来描摹张生要与心上人幽会时唯恐被人撞破的心态。接着点明约会之事，“美人”是一种昵称，“西厢”这一词语从《莺莺传》中来，不是偶合，而是暗点“待月西厢下”诗意，是专咏崔莺莺、张生故事的标志。而后再写暗中摸索前进时一种特有的心理，笔触是极为细致的。

　　下片写张生幽会与归去时的感觉。前三句写幽会，但字面上仅仅写出对“风”、“月”、“簟纹”及“玉肌”的视觉或触觉感受，即从侧面稍加点染，而将有关情事推到幕后，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很高明的。“三更月到床”一句，也与《莺莺传》中有关描写妙合无间。篇末一句写归去时的感觉，又与《莺莺传》中相关描写如出一辙。

　　一般说来，词体多偏于抒情，而该词却有着明显的叙事性。在描写方面，尤以大胆、率真、细腻的心理描写取胜。

参考资料：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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