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延平书怀

　　此词上片写思妇凌晨在梦中被莺声唤醒，远忆征人，泪流不止。“梦”是此片的关节。后两句写致梦之因，前两句写梦醒之果。致梦之因，词中写了两点：一是丈夫征戌在外，远隔千里，故而引起思妇魂牵梦萦，此就地点而言；一是整整一个春季，丈夫未寄一封家书，究竟平安与否，不得而知，故而引起思妇的忧虑与忆念，此就时间而言。从词意推知，思妇的梦魂，本已缥缈千里，与丈夫客中相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这是何等的快慰，然而树上黄莺一大早就恼人地歌唱起来，把她从甜蜜的梦乡中唤醒。她又回到双双分离的现实中，伊人不见，鱼鸟音沉。于是，她失望了，痛哭了。

　　过片三句，写女子在白天的思念。她一大早被莺声唤醒，哭干眼泪，默然无语，千愁万怨似乎随着两行泪水咽入胸中。但是胸中的郁懑总得要排遣，于是就借酒浇愁。可是如李白所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怀愁怨，触绪纷来，只得“无一语，对芳尊”，准备就这样痛苦地熬到黄昏。李清照《声声慢·秋词》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词意相似。唯李词音涩，声情凄苦；此词音滑，似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然无限深愁却蕴于浅语滑调之中，读之令人凄然欲绝。

　　结尾两句，融情入景，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这里是说，刚刚把灯油熬干了，又听着一叶叶、一声声雨打梨花的凄楚之音，就这样睁着眼睛挨到天明。词人不是直说彻夜无眼，而是通过景物的变化，婉曲地表达长时间的忆念，用笔极为工巧。

　　这首词有一个好处，就是因声传情，声情并茂。词人一开头就抓住鸟莺啭的动人旋律，巧妙地溶入词调，通篇宛转流畅，环环相扣，起伏跌宕，一片官商。细细玩索，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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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词描写精美的春归之景，以惜春之怀，发幽婉深恨之情，令人思之不尽，可谓这首词的显著特点。

　　词的上片写春归之景。从落红铺径、水满池塘、小雨霏霏，到杏园花残、杜鹃啼叫，写来句句景语、情语。清秀柔美，深美婉约。先写飘零凋落的花瓣已经铺满了园间小路，池水上涨已与岸齐平了，再写说晴不晴，说阴不阴，小雨似在逗弄晴天一样。观看杏园已失去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动人景色。它像一个青春逝去的女子，容颜显得憔悴而没有光泽了。再听枝头杜鹃鸟儿，传来声声“不如归去”，泣血啼唤，多么令人伤感。

　　杜牧诗有：“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句可能化用小杜诗意。作者从所见所闻之春归的景物写起，不用重笔，写“落花”只是“铺径”，写“水”只是“平池”，写“小雨”只是“霏霏”，第三句写“杏园”虽用了“憔悴”二字，明写出春光之迟暮，然而“憔悴”中也仍然有着含敛的意致。片末，总括一句“无奈春归”，其无可奈何之情，已在上述描写中得到充分表现。但也只是一种“无奈”之情，而并没有断肠长恨的呼号，这样就见出一种纤柔婉丽之美。

　　词的下片，侧重写人。写她独自一人登上冒出柳树枝头的画楼，斜倚栏杆，手捻花枝。这句似由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词意化来。紧接着又写下一句“放花无语对斜晖”，真是神来之笔。因为一般人写到对花爱赏多只不过是“看花”、“插花”、“折花”、“簪花”，都是把对花的爱赏之情变成了带有某种目的性的一种理性之处理了。而从“手捻花枝”，接以“放花无语”，又对“斜晖”，委婉含蓄，哀怨动人，充分体现了少游词出于心性之本质的纤柔婉约的特点。

　　秦观这首词所写从“手捻花枝”到“放花无语”，是如此自然，如此无意，如此不自觉，更如此不自禁，而全出于内心中一种敏锐深微的感动。当其“捻”着花枝时，其爱花是何等深情，当其“放”却花枝时，其惜花又是何等无奈。而“放花”之下，乃继之以“无语”，正是因为此种深微细致的由爱花惜花而引起的内心中的一种幽微的感动，原不是粗糙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而又继之以“对斜晖”三个字，便更增加了一种伤春无奈之情。“放花无语对斜晖”，七个字中只是极为含蓄地写了一个“放花无语”的轻微动作，和“对斜晖”的凝立的姿态，却隐然有一缕极深幽的哀感袭人而来。所以继之以“此恨谁知”，才会使人感到其中之心果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幽微之深恨。

　　诚然，词人没有写她“恨”什么。但从词人描绘的这幅春归图里，分明看见她面对春归景色，正在慨叹春光速人易老，感伤人生离多聚少，青春白白流逝。全词蕴藉含蓄，寄情悠远。真是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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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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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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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谈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谈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