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柴桑故城有怀陶靖节先生

　　上片以“薄宦各东西”句开篇，交代了兄弟分离的情况。“薄宦”在这里非谦词，更多的是一种解嘲。朝廷软弱无力，官职空有其名。纵有鸿鹄之志，终也壮志难酬。自己宏图难展，只有“薄宦”小衔而已，虚幻如烟。“各东西”表示他们虽满腹不平，却也要为官出世，颠沛辗转，远行天际。这次分别，他们从此天各一方，纵使亲情再深，也徒有念牵而已。“往事随风雨”句写得比较隐晦，大有往事堪哀不可回首之意。“往事”既有他们相处的时光，更包含他们宦海沉浮的遭际以及北宋倾覆、南宋偏安的全部心酸历史。无论如何，这些都已随雨打风吹去，现实依旧如此。“先自离歌不忍闻”承接黄童的“别泪多于雨”一句而来，季弟的和章写得荡气回肠，直入词人心扉。其中有分别的泪水，有肺腑“四十秋”的情深，有西出阳关的凄凉，有处处思兄的伤心。如此离歌，难怪词人不忍再听。词人与从弟分别却这般凄怆，毫无男子的爽朗、豪迈是时代给他们内心划下的伤痕。身逢乱世，太多坎坷，他们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怨怼都无可排遣，只有两兄弟心有灵犀，倾吐高山流水之音，任世事变迁，有兄弟的鼓励安慰就是仅剩的温存。而现在连这亲情之梦部归于破碎，心中所剩的也只有伤感悲愤了。从此以往，他们只能独自承担生活的压抑，怨受着时间无情的流逝。“又何况，春将暮。”再次给这凄楚的氛围平添伤感的色彩。

　　下片承春暮而抒离愁。”愁共落花多”一语双关，既是分离的忧愁，又是人生的困顿。无论哪般，都已是郁结绵长，比落红还要多几分。“人逐征鸿去”，在孤单中渐行渐远，唯余词人一人承受着悲凉，生发“君向潇湘我向秦，后会知何处”的感喟。这句化用了唐代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的“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句，“潇湘”在南方，而秦属北地。这犹言兄弟南北分离，天地相隔，再相会不知其期。全词在低婉徘徊中收笔，其中浓浓的愁思依旧飘摇不断。

　　这首词不同于一般送别词之写景抒情，而以情带景，景物全是由离愁引出，又为离愁所包容。词人以浑厚的笔力将手足之情和分离之谊刻画得深沉、浓重，其字里行间也镌刻上时代的痕迹。既是送别的离曲，也是乱世的挽歌。全词抒情真率深切，笔力也清劲挺拔，语言质朴，格凋幽婉。

参考资料：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遽遽。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这首诗分入山和出山两个片断来写，而以访惠勤、惠思贯穿连缀。

　　首起点出时间地点。二僧结庐孤山，孤山在西湖边，所以诗从西湖展开，说自己在一个昏沉欲雪的日子出行，见到西湖上空满积着阴云，低低地压着湖面，西湖边上的楼台与重重叠叠的青山，笼罩在烟雾之中，若有若无。这样，抓住气候特点，略加点染，展现了一幅光线黯淡的水墨图，朦朦胧胧。接着，诗人眼光从远处拉回，写近处山中，水流清浅，人迹不到，只有鸟儿啁哳宛啭。虽是近景，因为极静，又显出了山的幽深。同时水清、无人，又与节令、气候相关。

　　以下诗入题，写访僧。先写未见僧人所居时，说明自己腊日不和妻子儿女团聚，特地入山访僧，是为了陶冶性情，自我娱乐。僧人住在山中，山路盘曲纡回，正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纸窗”二句，写见到僧人所居后。僧人所居只是纸窗竹屋，僧人则拥褐而坐。轻轻点染，写出景物的幽旷与僧人淡泊的生活，揭示了僧人高尚的品藻；诗人访僧的经过，与僧人的交谈，就隐藏在会心之处，不写而写了出来；同时，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天寒”句起写回程。天寒路远，所以天未晚就回家。不说是自己要回去，而说是由于僮仆相催，又点出自己与二僧谈得很投机，依依不舍。出山一看，只见云木回合，野鹘盘旋在佛塔之上。云木合，说雪意更浓，垂暮光线更昏暗，树木隐在迷雾之中；野鹘盘空，又在迷离之中点染一二清晰之景，使画面饶有深趣。这一景色，与起首四句相呼应而不重复。

　　结末四句，写到家后的感受。“欢有余”应接前“实自娱”而来，说明不虚此行，游之乐及游之情都表达了出来，自己的人生观及僧人的清净无为也得到了再次肯定。而火急作诗，更加深了自己的欢快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不仅写了自己的心情，也是苏轼文学创作观形象的表达。苏轼作诗强调敏捷的观察力及翔实的表达能力，善于捕捉一瞬间的情感与景物，这首诗也正体现出他的创作特色，从各个角度描绘出景与情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情画意。

　　此诗的用韵也显示了苏轼诗娴熟的技巧。诗除了少数几句隔句用韵外，通首一韵到底，音节畅美自然。清纪昀批说：“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拍，其源出于古乐府。”其中“孥”、“遽”等字都是险韵，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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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构思了一位黄昏日暮伫立渡津跷首企盼意中人归来的闺中痴情少妇形象。

　　词首二句“平沙芳草渡头村。绿遍去年痕”。交待了这位女主人公所处的地点和时令。她住在一个靠近沙滩渡口的小村子上，时间已是芳草萋萋的盛春。“去年”二字，表明时序的更替，那村边渡口，芳草再绿，暗示意中人分手离去已是去年之事。此二句写主人公移步来到村外所见渡头春景“依然去年时”。入笔即已情在景中，宛曲流露闺中人的思怨之情。三四句“游丝上下，流莺来往”仍是景语。游丝，指蜘蛛类昆虫结的网。这里是说蜘蛛儿正在林间上下结网，黄莺儿往来穿梭于树梢之间。这一切皆昭示着春天到来，万物复苏，昆虫、小鸟皆自由自在地活动于大自然中，到处一派勃勃生机。然而，独有这位思妇触景伤情，感到“无限销魂”。这魂离魄散的无限惘怅，正来自对意中人一别经年的刻骨相思。以乐景写哀，倍增哀怨，看来洪氏亦深明此道。过片“绮窗深静人归晚”直写思妇企盼归人的情感。绮窗，表明所居之华，侧面交待思妇显贵的身份。“深静”二字渲染了闺中独处的孤寂氛围。“人归晚”表明对意中人的思念。接着“金鸭水沉温”再次交待这位思妇显非普通人家。鸭形香炉中水沉香带着温和的香气冉冉上升。这句回应上句“深静”二句所设置的空寂和无聊的氛围。煞尾三句“海棠影下，子规声里，立尽黄昏”为闺中思妇安排了特定的环境：一是婆娑摇曳的海棠树影之下；二是哀啭啼血的杜鹃声里；三是晚霞落照的黄昏暮色。“立尽”二字表明思妇渡头盼归人伫立之久，从早至晚，直至黄昏逝去，夜幕降临。可见思妇期盼归人心情之切。全词至此，一个独立黄昏渡头翘首企盼的闺中少妇形象已十分丰满地再现出来。

　　开篇两句写思妇独处空闺，泪落湿巾的情景，对仗工整，情景凄凉。句中的“空”、“恨”、“啼”诸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由意态直接触及到心灵，将思妇相思的情，落寞无依的苦态描摹得维妙维肖，鲜活感人。

　　“殷云度雨井桐凋，雁雁无书又到。”这二句前句写景，点明时节，又是“秋雨梧桐落叶时”。后句言事，写意中人自离乡背井、远去他乡后，音信全无。句中“雁雁”二字的重复，突出了思妇的企盼之切和寄望之厚。“又”字则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思妇的极端失望之情，这种重复的失望要比直接否定的“不”字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些企盼、寄望与极端失望的对比，让读者在为思妇不堪的处境感到悲伤的同时，更由衷佩服词人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别后钗分燕尾，病余镜减鸾腰。”换头二句，前句用比喻的手法，用发钗的分岔开来喻示二人的分离，后句写思妇因相思而日渐憔悴，衣带渐宽的情状，突出了其用意的深挚。

　　“蛮江豆蔻影连梢，不道参横易晓。”句中“豆蔻”二字暗引唐杜牧《赠别》诗中“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之句，点明思妇正值豆蔻年华，却寂寞无侣，孤单一人。于是，对意中人的思念、哀怨、嗔怒之情都由此生发出来，溢于言外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词上片首二句写其独居幽恨。人去屋空，形单影只，每日只以泪洗面。而殷云带雨，浓添离愁，雁过尽而不至，倍觉沉痛哀婉。下片写别后相思，钗分燕股，鸾镜腰损，本已不堪。豆蔻映水尚能梢影相连，人却如参商永分，况长夜难眠，参横西天，思念未已乎。哀婉沉郁，令人心碎。

　　全词语言凝炼，词情激切，意境哀伤，为读者描摹出了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饱受相思折磨的苦况，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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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