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心、性、命,是一个东西。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论证层层深入,正反论据互见,是全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的“常道”,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接着,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世之学者”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直到结尾时,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首尾贯通一气,中心非常明确。
在行文上,全文多用排比句,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如第二、三、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同时,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比喻的运用上,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
林下春晴风渐和,高崖残雪已无多。
林下春光明媚风儿渐渐平和,高山上的残雪已经不多。
游丝冉冉花枝静,青壁迢迢白鸟过。
垂吊在空中的蛛丝冉冉飘动花枝静谧,远远的看见白鸟从石板路上面飞过。
忽向山中怀旧侣,几从洞口梦烟萝。
忽而在山中怀念起旧时的朋友,多少回梦到洞口雾气缭绕的藤萝。
客衣尘土终须换,好与湖边长芰荷。
衣服沾满尘土最终要换下呵,好到湖边采荷花与菱角。
林下春晴风渐和,高崖残雪已无多。
游丝冉(rǎn)冉花枝静,青壁迢(tiáo)迢白鸟过。
游丝:漂浮在空中的蛛丝。冉冉:柔软下垂的样子。青壁:此处指雪后光滑的石板路。旧时驿道多为石板辅成。迢迢:形容遥远。
忽向山中怀旧侣(lǚ),几从洞口梦烟萝。
客衣尘土终须换,好与湖边长芰(jì)荷(hé)。
芰荷(:芰,菱。荷,荷花。
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
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
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
城外萧萧刮起了寒冷的的北风,城楼上守城的将士被寒风吹得连耳朵都要掉了一样。
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
将军在帐篷里面身披貂鼠大衣,手持酒杯忧愁的看着帐外的飞雪。
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
将军玉帐貂(diāo)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
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
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
这是一首起眼绝句,第一句诗中“萧萧”说明风很大,而“北风”即北方吹来的风,北方吹来的风都是非常寒冷的,所以风很大,而且很冷。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城上守卫的将士(健儿),自然会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连耳朵都快被萧萧寒风吹落。所以第二句紧接着就写了守城将士在此种恶劣环境下的状况。在颈联中作者再次突出天气之寒冷,将军在帐篷中都还要穿着貂鼠大衣才能御寒。在这时候,将军面对这样的天气和环境也能能持酒望着帐外飞雪而已。尾联即将军的反应。
全诗通过对这种恶劣天气和环境的描写,对将士们的反应刻画,表达出了将士们行军打仗的艰辛,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将士们的怜爱之情。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在故国飘泊流落,江山依旧,人物已非,往时王谢堂前也少见这样的白燕。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明亮的月光照着汉水辨不出它的身影,大雪纷飞还没飞回梁王的兔园。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在柳絮飞舞的池塘边进入香甜的梦乡,冷意侵人的时候梨花已开满庭院。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赵家姐妹生性喜欢嫉妒,切记不要往昭阳殿中飞舞翩跹。
参考资料:
1、 徐寒主编;汤一介,文怀沙学术顾问,历代古诗鉴赏 下 全新校勘珍藏版,中国书店,2011.07,第835页2、 羊春秋选注,明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4.12,第64页3、 李梦生注译,元明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07月第1版,第66-67页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白燕:金丝雀的一类,体色有黄色、白色、桔红色、古铜色等,此应专指羽毛白色的。王谢:王导和谢安,二人为东晋的名臣贵族,住在金陵乌衣巷,宅院十分豪华。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汉水:即汉江,长江最长的支流,源于陕西,在武汉入长江。梁园:唐寇豹《白赋》“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瘐亮之楼,月明千里”。 瘐楼、梁园都是才俊之士聚合之所。谢惠连《雪赋》“云岁将暮,寒风积梁王与邹阳、枚乘等游梁园,赋《雪赋》”。诗即用此典。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zǐ)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赵家姊妹:指汉成帝赵皇后飞燕及其妹。昭阳:汉宫殿名,即赵飞燕姊妹所居。
参考资料:
1、 徐寒主编;汤一介,文怀沙学术顾问,历代古诗鉴赏 下 全新校勘珍藏版,中国书店,2011.07,第835页2、 羊春秋选注,明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4.12,第64页3、 李梦生注译,元明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07月第1版,第66-67页此诗首联用刘禹锡诗句触题,总赞一笔,并就其所沉积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化丰富了内涵;中间颔、颈两联着重写燕体之白,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尾联转过笔势,忽作充分拟人化的奇想,希望白燕洁身自重,尤见诗人殷殷之情。全诗写形传神而形神兼具,用典自然而贴切,且语言秀丽流畅,构思巧妙,确为咏物之佳作。
首联作者已开始就用了一个有名的“燕”的典故。“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玉谢见应稀”,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说江山如故,人物已非。借王谢旧事点明所咏为燕,再用“见应稀”三字进一步点出“白燕”这个题目。
接着,诗人展开想象,极写白燕之白。“明月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诗人用汉代梁孝王与文士梁园赋雪故事,但不是写雪,而是以雪比燕之白,故云“未归”。
人们写燕子,总离不了写它“度帘幕中间”还相雕梁藻井”,袁凯避开了这类俗套,别出心裁地专为白燕设计了活动的新天地“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诗人人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唤起人们的联想,字面上无一“燕”字,而白燕自然从景中浮现。“柳絮池塘”“梨花庭院”二句,化用晏殊《寓意》:“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诗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两幅画屏,令人感觉到画面一角有玉剪飞舞的燕影。
最后尾联作者用空灵蕴藉的笔法,为白燕传神写照写出了白燕特有的精神气质,诗人把白燕想象成无比的纯洁、灵巧美丽,在他的笔下,像是冰清玉洁的姑射仙子的化身了。所以诗人于诗的末尾倾注了无限珍爱、怜惜的感情,叮咛白燕:“赵家姐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最后用赵飞燕这位汉宫美人的名字,关合题面的“燕”字,也颇有妙趣。
而时太初的《白燕》诗则没有把白燕的体态风神写足,“珠帘十二中间卷”,是燕子共有的习性,非特白燕。又如“玉剪一双高下飞”,以“玉剪”比喻白燕也太实了,而没有传白燕之神。袁凯就聪明了,全篇都紧扣白燕来写,驰骋想象,避实就虚用类似国画家写意的手法,构造意境来烘托白燕特有的风采,脱略形骸,传其神韵,确要比时太初高出一筹了。
参考资料:
1、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元明清诗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01,第87-88页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滚滚黄河水环绕着长安,河上秋风阵阵,几行大雁从空中飞过。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
戍边的士兵越过护城河时尘沙阵阵,将军整装待发抗击敌军。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黄河渡口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明月当空,战场格外空寂、悲凉。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听说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只是如今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5-116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4-195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yàn)几行。
汉宫墙:实际指明朝当时在大同府西北所修的长城,它是明王朝与革达靼部族的界限。一作“汉边墙”。
客子过壕(háo)追野马,将军弢(tāo)箭射天狼。
客子:指离家戍边的士兵。过壕:指越过护城河。野马:本意是游气或游尘,此处指人马荡起的烟尘。弢箭:将箭装入袋中,就是整装待发之意。弢,装箭的袋子。天狼:指天狼星,古人以为此星出现预示有外敌入侵,“射天狼”即抗击入侵之敌。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飞挽:快速运送粮草的船只,是“飞刍挽粟”的省说,指迅速运送粮草。
闻道朔(shuò)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fén)阳。
朔方:唐代方镇名,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此处泛指西北一带。郭汾阳:即郭子仪,唐代名将,曾任朔方节度使,以功封汾阳郡王。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5-116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4-195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李梦阳出使前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首联以黄河、长城、秋风、飞雁等,构成北方边陲特有景象,气象开阔而略带萧瑟之感。颔联写前方将士踌躇满志的勇武形象,与首联相映衬,烘托战事将起的紧张气氛。颈联分别选取战前紧张忙碌场面与冷月当空的凄清之境,对比强烈,引人遐思。尾联由此生发,借助郭子仪之典,表达诗人深深的隐忧与热切期待,情感复杂而耐人寻味。
全诗紧扣诗题“秋望”二字落笔。诗中之景,无非“望”中所见,无不透出凄清肃杀的秋的气息。从首联两句都写到黄河来判断,诗人登临挑望的地点,很可能是在黄甫川堡。这里,边墙在侧,地近黄河,故水绕边墙之景首先映入诗人的视野。次句写秋雁南飞,既点明了节令,也使诗的境界愈见空阔、苍凉。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写备战中的士卒与将军。“追野马”与“射天狼”对举,不必作如实的理解,这两句只是说,战士过壕越沟,纵马驰骋,其快若风,如追野马。将军则全副戎装,弯弓塔箭,满引待发。这一联写出了训练场上将士们的活动,表现了他们情绪饱满、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还揭示出他们行为的思想基础——“射天狼”以保国安民的崇高理想。
颈联上句“黄尘古渡迷飞挽”所写写,是诗人视线从训练场移开后在黄河渡口见到的景象。这里,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
颈联下句“白月横空冷战场”所写,时、地都已转换。其时月亮升起来了。诗人的目光从熙来攘往的黄河渡口移到了洒满月光的阅无人声的清冷的古战场上。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沉寂,练兵场上的紧张与黄河渡口的繁忙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诗人的心不觉收紧了。一个“冷”字虽是专用以描写古战场的清冷与寒冷,但也隐隐透出诗人心上的那份寒意。
尾联抒情,从前三联见到的望中景象中自然转出。诗人深知,战斗的交败,主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想起经常听人说起的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在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大破吐蕃的朔方节度使、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诗人感慨当时统兵的将军中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不禁为战争的前途充满了优虑和担心。
明代边患严重,瓦刺、鞑靼先后构成明王朝西北和北方的主要威胁,榆林等明朝重要的军镇要地,经常受到袭扰。就在诗人这次犒军期间,所到之处也无不显出大战即将降临的景象,他在《榆林城》诗中说:“旌干袅袅动城隅,十万连营只为胡。”又说:“昨夜照天传炮火,过河新驻五单于。”李梦阳不希望见到劳师动众、师老兵疲、战火连绵的情况常此下去,对于朝廷用人不当、指挥失宜又多所不满,故而在《秋望》等诗中一再呼唤郭子仪式的人物再世。
参考资料:
1、 钱仲连 等.元明清诗鉴赏辞典(辽金元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38-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