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玄妙观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者。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 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选自《元史·王冕传》

　　客中思家，早自《诗·魏风·陟岵》始，千百年来，一直就是诗歌中的传统题材。此类作品大都写于游子离家途中或在他乡住定之后，也就是说，写在游子与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拉长或已经拉长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而本篇的作者却别出心裁，他选择了归程业已过半、与家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缩短之中、羁旅生活行将告一段落这样一个时间点，来抒发自己的思家怀人之情。这种构思十分高明，其一，它不落前人窠臼，以生化熟，推陈出新，容易攫住读者；其二，当此渐行渐近之际，离愁别恨尚且浓重如许，那他更行更远、所行既远之前日、昨日的客中相思之苦极、痛极，岂不都在言外了吗？

　　“记归程过半”，起句便掐指计算回家的路走了多少，还剩多少，与南朝民间小乐府《懊侬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还有）二千在”同一机抒，归心似箭，不言面喻。“家住天南，吴烟越岫飘渺。”交待自己是从北方回南方。吴、越，指江、浙，春秋时大致分属吴、越两国，故称。作者为浙江海宁人，家正在越地。归期过半，一喜；但举目遥望南天，吴山越水，云遮雾障，若有若无，虚幻缥缈，又意识到“路曼曼其修远兮”，不禁转喜为忧。一波一折，笔有顿挫。“转眼秋冬，几回新月，偏向离人燎皎。”点出此番离家，不路一年（与篇末“春雨”字对勘，可知他出门之时为春天。去来节令，分置两端，有常山之蛇救首救尾的妙处），又告诉读者，这时正是冬天某个月的月初。一眨眼功夫便过了两个季节，当喜；但去家时间虽不甚长，却也备尝了离思的苦涩，于是心又一酸。三句仍为一起一伏，跌宕有致。“新月”是缺月，游子客中见此一钩缺月，自然会返现到人间的不团圆；何况这缺月光源还挺充足（燎皎，形容明亮），清辉洒满大地，叫人没法躲开；何况不只今夕此时是这样，且昨日，前夜、上个月、上上个月……已不知多少次“照得离人愁绝”(南唐冯延巳《三台令》）了。两句中层次甚厚，颇耐咀嚼。然而还不可忽过那个“偏”字。不直说自己见月生愁，却赋“新月”以主观意志，怪它存心刺激人，岂非无理取闹？实则文学艺术家只讲“情”不讲“理”，执着于“理”往往乏“趣”、乏“味”，无“理”而有“情”，方绝、方妙！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是罪满月，本篇云云，是罪缺月。

　　以上三句，一笔绾住今昔，泛说较长一个时间段内的离愁。下文则留墨特定当下客馆中的孤苦况味：“急管宵残，疏钟梦断，客衣寒悄。”夜深了，附近不知何人歌筵上的急管繁弦已经消散，报时的钟声虽然稀疏，但在静夜中却显得特别警动，以致惊醒了词人的梦魂。当此万籁俱寂之际，他格外地感到了寒冷和孤独。于是，词人想念起他的妻子来：“忆临岐，泪染湘罗，怕助风霜易老。”他所最最不能忘怀的一幕，是当日分襟（“临岐”，到了岔路口。诗词中往往只作临别义用，不必呆看）的那一刻，簌簌珠泪，沾湿了她的罗衣。（由自己之“客衣”，引出伊人之“湘罗”，文心甚细，针脚遂密）。此情此景，一想一断肠呵。旅途风霜，本就使人憔悴，再加上相思之痛的折磨，恐怕人更老得快了。“助”字下得妙，读者试闭目冥搜，看能找出第二个字替去它否？“风霜”侵蚀人的肉体，“相思”啮咬人的精神，一自外攻，一从内“助”，不“老”何待！此一韵，上七字宕一笔忆“人”，下六字拖转来叙“我”，一推一挽，又是一度宛转。至此，上片四韵已有三番一韵之中前后排奡了，文情云谲波诡，不受控捉。
 
　　尽管相思无益，只“助风霜”摧人易老，可是，“怕相思，已相思，轮到相思没处辞”，奈何，回避不得，索性放笔直书。于是一换头便粘紧上结“忆临岐”云云，饱蘸浓墨，信手挥洒，将昔日的长亭弹泪之别写全写尽。“是尔翠黛慵描，正恹恹憔悴，身予低道。”上结已点出伊人“泪染湘罗”，此处更作一番渲染，使她别情依依的愁苦形象愈发明晰、丰满。所谓“翠黛慵描”（翠眉懒画）者，即元人王实甫笔下之“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是也。所谓“恹恹憔悴”者，亦即前人笔下之“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是也。以上盖借容颜、情态传神。下文改从言语生色：“向予低道：念此去谁怜，冷暖关山路杳？”你这一去，山高水远，没有奴在身边，谁来疼你，对你嘘寒问暖呢？（自己要多保重啊。）常语。常情。质朴无华。惟其为常语、常情，是天下千千万万个妻子在送别夫婿时都说出过的言语，才有着摇动人类心旌、勾摄人类魂魄的艺术魅力！才是天地间的至情、至语！“向予（我）”二字，已顺便带出了自己，故下文水到渠成，转述我当时的情态：“才携手教，款语丁宁，眼底征云缭绕。”刚刚拉住伊人的手，让她亲切的叮咛嘱咐，眼前便见那象征着“游子意的”飘飘浮云塞满了去路——尚未踏上征途，客愁已然不堪禁受了。于是，最后一韵便嘶声喊出既是当时又是现在、既是自己又是伊人心中的一团愤懑：“恨不剪，春雨蘼芜，牵惹愁怀多少！”“蘼芜”，一种香草，别名江蓠。“江蓠”谐音“将离”。二句不过是说：我们恨透了离别，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愁苦啊！妙在并不直来直去，却采用了一种很别致的修辞手段来表达，你看他写得多么精彩！

参考资料：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报刘一丈书》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刘一丈”，名介，字国珍，号墀石。“一”，表排行居长，即老大。“丈”，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刘一丈，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排行老大。也是江苏兴化人，与宗臣家有世交，与宗臣父亲厚交40余年。因宗、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报刘一丈书》中，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报刘一丈书》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全文四段，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1自然段）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客套话，作者以晚辈的身份、恭敬的口气，感谢刘一丈的来信、馈赠，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数千里之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长者”，年纪大的长辈，指刘一丈。“馈遗”，指馈赠的礼物。“不才”，无才，自谦之词。（我在几千里外，常收到您的来信，以安慰我长久的思念之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何况又承蒙你赠送我礼物，这样我更不知如何报答您了。）“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殷”，深厚的意思。“即”，由此可见。（您信中情谊十分深厚，由此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理解我父亲深深怀念您了）。这里清楚交待了宗臣老父亲与刘一丈的深厚情谊。正因如此关系密切，宗臣在信中才能对刘一丈无一保留地尽吐激愤。

第二部分
　　（第2、3、4自然段）是信的中心部分。作者针对刘一丈来信中“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发议论，引出自责，借题发挥，字字矢弊。
　　第2段，“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孚”，信用、融洽。“称”，符合，配得上。“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刘一丈在信中勉励、劝慰宗臣的话。（上下级互相信任，才与德与自己的地位符合。）刘一丈希望宗臣能上下相孚和称位，勉励宗臣做一个称职的好官，并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对此宗臣有深切的感受。（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上下互不信任的毛病，我身上表现的就更为严重。）这里表面上是作者自责，实际上是为讽刺时弊预设伏笔。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作者就不禁联想到官场的情况--奸臣当道，贪官满朝，谄媚之徒青云直上，正直之士仕途艰涩。这哪里还谈得上“上下相孚”呢？于是文章很自然的由说自己“不孚”之病，转而为揭露官场的腐朽丑恶架起了桥梁。
　　第3段，揭露上下相孚的真相，这是全文重点。“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紧承上文。“且”，提携连词，相当于“再说”、“那么”。“何哉”，反诘嘲讽语气，表现作者不屑一谈，不吐不快的心情。他要把丑恶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们看看现在的所谓“上下相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对此没有空发议论，是用漫画形式勾画出官场现形图。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作了形象化的回答。作者描写了客求相公这一组镜头。“客”是下级，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官僚。而作为上级的“相公”，又是喧赫一时的权相严嵩。通过“客求相公”的描写，作者揭示出了这上下互相信任的内幕实质。干谒求见的这一组镜头写的非常精彩。
　　第一个镜头写客见相公之难。先看下级求见时的丑恶姿态。有这么一个下级小官僚“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从早到晚打马奔走，恭候在权贵的门口。“策”，马鞭，这里作动词用，指鞭打。可是“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当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让他进去的时候，他便甜言蜜语装作女人的媚态，（可看出客者为个人仕途而不择手段）并把袖里藏着的银子偷偷地送给守门人，求守门人帮他一把。“袖”，名词作状语，在袖子中；“私”，偷偷地赠送。“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其实守门人得了他的贿赂拿他的名片进去通报了，主人也不会出来立即接见他。“即”，即使。“刺”，名片。“即”，立刻、马上。于是他只好“立厩中仆马之间”，任凭恶气侵袭衣襟，即使饥寒毒热不可忍，他也不肯离开。“抵暮，则前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把他折腾了一天，至到傍晚，那个先前得了贿赂的人才出来告诉他，相公今天累了，谢绝今天会客。请你明天再来吧。“暮”，晚上。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他在家里心神不安“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通宵披衣坐着，一听鸡叫赶紧起来梳洗，再骑马赶去敲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反问修辞）？’”这个人已利令智昏，半夜三更去叫门，守门人大为关火，厉声问道：谁？他小声答道：昨天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更加怒气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勤快呢？那有相公这个时候出来见客的吗？
　　这里写到“相公倦，谢客矣”“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这里的“相公”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相公”是对宰相的尊称，作者在这里故意把权贵们说成“相公”，旨在巧妙地讽刺权奸—宰相严嵩。受到这番冷落，“客心耻之”，他心里也感到耻辱。“耻”，以……为羞耻。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目的“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他强忍着对守门人说：实在没有法子，您姑且放我进去吧！“亡”，通无。“姑容”，姑且。于是“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门者再次得了他所赠的银子，才起来放他进去。他“又立向所立厩中”，又站到他昨天站的马厩里。我们看，一个下级小官僚为了巴结大官吏，以图升官发迹，不得不厚颜无耻的买通把门官，先以甜言蜜词，后以袖内屯金，还要忍受冷遇和侮辱，“立厩中仆马之间”，尝饥寒毒热之苦，尽管碰壁而归，仍不罢休，继续坐而达旦，第二天鸡叫即起，继续走马抵门，门者再次刁难，他始而强忍，继则哀求，最后只得再行贿赂。既使得其进门，仍立厩中仆马之间。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把那个下级小官僚的卑劣伎俩，丑恶灵魂刻画的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这里把门者写得盛气凌人，怒呵怒斥；客者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其用意是：表现客者为求谒于主者自愿受之的丑态；也是映衬主者跋扈，不可一世）
　　第二个镜头写“客见相公”，请看权者召见时的卑鄙行径。经过两天的努力，两次贿赂，忍受了两次马棚之苦，终于感动了上帝。“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谢天谢地，幸亏主人出来，坐北朝南召见他，他诚惶诚恐地跑上前去爬在台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听得一声主人“进”，他连忙拜了几拜，仍爬在地下故意不起来，起来后马上奉上贿赂的银子。“主者故不受”，而主者故意推托，“则固请”，他就坚持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主人故意坚决不受，他就再三坚决请求。“故”，故意、含假装意。第一个“固”，坚持。第二个“固”，仍是坚持（故固不受，这是故意装出一付清高以遮盖他那贪财之心）。如此诚恳，盛情难却，主人这才“命吏纳之”，叫手下收了银子。他如释重负，大喜过旺，“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他忙又爬下再三拜谢，又故意迟迟不起来。他知道主人即已收下他的银子，一定帮他的忙，他能不感恩吗！“起则五六揖始出。”爬下作了五六个揖才慢慢起来。这段文字最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南面召见”本是国君召见丞相，这里喻指奸相严嵩专权。那个小官僚听说召见，受宠若惊，立即故作恭谨惶恐之态“惊走”“匍匐”“再拜”“固请”“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步步推进，层层渲染，一个可卑可鄙的小丑形象如在目前，呼之欲出，令人忍隽不掬。更于权者，虽寥寥数字，但声威俱全，一览无余。他自恃为尊，金口难开，只一个字“进”，足见他骄横跋扈，赫赫威势。对“所上受金，故不受”，“故固不受”，故作姿态，虚伪奸诈，令人肉麻。
　　这段话描写刻画出“干谒者”和“权贵者”怎样的丑态？干谒者的丑态：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的丑态：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
　　作者主要通过何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是行为描写，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人物的丑态。
　　文中连用了三个“故”字，四个“固”字，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使用这几个字及其艺术效果。“故”，是故意，虚情假意。“固”，是坚决。这两个字所包含的人的态度是矛盾对立的，作者放到一起，并反复使用，是为了强调“干谒者”和“权贵者”的坚决，实质都是极虚伪的。愈坚决就愈虚伪，愈要掩盖虚伪也就愈坚决，因而也就更显其虚伪，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极其丑恶的心态。
　　第三个镜头写客见相公后的得意样子。那个小官僚被召见之后，如愿以偿，摇身一变又是一幅面孔。“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笑揖，大喜，奔出。”他出来对门人作揖道：幸蒙大官人照顾我，希望下次再来不要阻挡我。受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便欣喜若狂地跑了出去。“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他骑在马上遇见相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很赏识我，很赏识我。并虚假地说了相公厚待的情况，即便是了解他底细的人，也在心里敬畏相公而厚待他了。“所交识”，所与交游熟识的人。“适”，刚才。“厚”，厚待、看重、赏识。相公因得了他的贿金“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相公稍微伺机跟人说一下，某人不错，某人不错！“闻者亦心计交赞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这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一齐称赞他。这里“相公厚我，相公厚我！”“某也贤”“某也贤！”两个反复手法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把官僚的狐假虎威，奸相的信口雌黄，揭露的淋漓尽致。而那些势利之徒，鹦鹉学舌之状也不唯妙唯肖。文章至此顺势而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与这一段开头写奸者“所谓浮者何哉？”紧相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通过上门者、客者、权者三人丑态栩栩如生的刻画，十分形象的刻画了官场中十分黑暗。所谓“上下相孚”，只不过是上下勾结，欺世盗名的代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长者谓仆能之乎？”（您老人家说我能够这样做吗？）这冷言一语，力发千钧，问的有力，表明作者不同流俗的态度和激愤之情。文章转为叙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向权贵们低头的作风。
　　第4段，写作者自己自恃高洁之权贵的品质。“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岁时”，一年的四时节令，指逢年过节。“伏腊”，指夏、冬祭祀的日子，指重要节日。（前面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逢年过节、伏腊祭祀递一张名帖以示祭祀外，常年不相往来。）从时间上说，在漫长的一年中，作者只有在夏天伏日、冬天腊日这些节日投上名片，以祭名节，整年都不登权贵之门，这和“客，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是一个对比。
　　“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偶尔经过他家门口，我则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加鞭催马快跑过去，好像有谁追赶似的。）“间”，间或，偶尔。“疾”，快、迅速地。从态度上说，作者见到或经过权者之门时，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急忙跑过去，这样的急速行走，表现了作者唯恐沾染上臭气的清高气节，和“客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惊走”匍匐阶下”，“大喜，奔出”这样的描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唯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这就是我心胸狭隘的胸怀之处吧！，因此常常不被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理会这些。，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安慰：“人生祸福，命中注定，我只有谨守本分就行了！”恐怕要讨厌我太过迂腐了吧？）运用了反问修辞。从结果上说，作者这种正直、清廉的作风，导致了“长不见悦于长吏”，权贵们的提拔那就更提不上了。但作者不以此畏矣。
　　这一段与上一段处处形成对照，作者把正邪、洁污、直曲区分的经纬分明，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污浊现实的反抗态度，这在当时政治黑暗，士大夫不顾廉耻的情况下，那是难能可贵的。诘句“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意在言外，余味无穷。一则总结了所谓和当时的时尚是大相径庭。这诘句深刻揭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满怀作者的无限愤慨。
　　以上是第二部分，这是全文主体。作者借用刘一丈来信所写“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八个字，大加发挥，通过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尽情地描绘了“客”鉆营拍马屁的丑态，并衬托了相公的淫威虚假。写的夸张形象，穷形尽现。写自己处处和时尚作对比，并以反诘句明确表现自己，不能“上下相孚”，写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现实弊端和自己的现实，在内容上是一邪一正，风格上是一谐一庄，恰当的反映了现实中的两种风气及作者的鲜明态度。
　　在这封信中，作者借对方来信中提到的“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句话展开议论，但整篇文章却只议论“上下相孚”一个方面，为什么？
　　刘一丈的来信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告诫作者。作者在回信中着重谈了“上下相孚”的看法，而没有谈“才德称位”，这是因为“上下相孚”和“才德称位”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依存的，讲明当时社会根本不能“上下相孚”，才德不能称位也就不论自明了。抓住“上下相孚”一点来做文章，这是一种集中笔墨，切中要害的写法。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自然段）以劝慰之语作结，回应书信开头。“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家乡常受倭寇侵扰。“客子”，身在异乡之人，指作者本人。作者时刻思念着家乡，当然也时刻思念着刘一丈。“至于长者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则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你怀才而遭困顿，就更使我感到悲伤，天公赐给您博学多才，且莫说你自己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您轻易抛弃这些呀！希望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这段话表明了几层意思？主要有三层：其一、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其二、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不平和愤慨；其三、对刘一丈的劝慰，回应开头刘一丈对自己的关心。
　　说明这一部分和文章主题的关系？这段文字是全篇不可分割的部分，用刘一丈抱才而困的处境进一步揭露了“上下相孚”的虚伪性。
　　说明其在结构上的关系。回应文章开头，使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这并非一般客套话，仍然紧扣“上下相孚”这个中心。从上面所言，作者自己尚且“不见悦于长吏”，何况刘一丈这样德高学广之人呢？既是对他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也希望他能洗身持洁，以展抱负之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散文《报刘一丈书》有较高的思想性，它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作者敢冒政治的风险，以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严嵩，揭露官场中权者持骄纳贿，谒者拍马求宠的真实情态和丑恶本质，大胆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现象，把明代官场的丑恶内幕以及罪恶，予以淋漓尽致地描写，揭示了当时是怎样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书信不仅有揭露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中所针对的虽然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启迪人们该如何对待不良社会风尚上做一些规律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思考呢？那就是启发我们要从品德和节操的高度去对待社会不良风气。在强大的恶劣社会风尚面前，要站稳脚步，坚守节操，保持品德的完美，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要相信是非曲直、功过，历史都会给予公允的评论。代表恶势力的严嵩，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终究身败名裂；而品德高洁的宗臣为后人所传颂，这些都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新蒂。

总结
　　《报刘一丈书》这封信通过描绘官场的丑恶，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和当时社会的黑暗。文章紧紧围绕“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方面展开，但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对前者却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形象地揭露了进谒者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和权贵的骄横跋扈、倨傲做作的丑态。文章在讽刺鞭挞丑恶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不屑巴结权贵的正直态度和可贵品质。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