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陂塘·雁双双

　　这首诗抒发了她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与须眉争雄的怅然心情。唐代进士在崇真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鱼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她枉自写得锦绣诗篇，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

　　鱼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都为人盛赞，明代文学家钟惺甚至夸她为“才媛中之诗圣”。此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首句以春日放晴来象征放榜，蟾宫折桂；次写看到上榜士子在崇真观壁上题名的盛况。这两句写得气势雄浑，势吞山河，正抒发了她满怀的雄才大志。后两句笔锋一转，写自己有诗才，却因为是女子，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空有满腹才情，无法与须眉男子一争长短，羡慕也是徒然。鱼玄机恨自己生为女儿身，不然就可以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此诗流露出争强好胜而又无奈的心情。

　　诗中一个“自恨”和“空羡”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自古以来，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空羡”，只能空怀怅恨。这首诗是她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人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雌伏的勇迈情怀和傲兀精神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世人眼里都觉得女子只用在家相夫教子就行，考取功名，建功立业只是男子的事。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位有如此才情和思想的女子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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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平，也有伤感；感情深沉，却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炼而含蓄的小诗。

　　前两句完全点出题目。“洛阳”指明地点，紧扣题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遗；“江岭作流人”，暗点“不遇”，已经作了“流人”，自然无法相遇了。这两句是对偶句。孟浩然是襄阳人，到了洛阳以后，特意来拜访袁拾遗，足见二人感情之厚。称之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遗与贾谊相比，说明作者对袁拾遗景仰之深。

　　“江岭”指大庾岭，过此即是岭南地区，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岭”与“洛阳”相对，用“才子”与“流人”相对，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难得的，本来应该重用，然而却作了“流人”，由“洛阳”而远放“江岭”，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何况这个“流人”又是他的挚友。这两句对比强烈，突现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两句，写得洒脱飘逸，联想自然。大庾岭古时多梅，又因气候温暖，梅花早开。从上句“早”字，见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迟”字。早开的梅花，是特别引人喜爱的。可是流放岭外，比不上留居北地的故乡。此诗由“江岭”而想到早梅，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深沉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并没有付诸平直的叙述，而是借用岭外早开的梅花娓娓道出。诗人极言岭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开之迟，便有波澜，更见感情的深挚。

　　全诗四句，贯穿着两个对比。用人对比，从而显示不平；用地对比，从而显示伤感。从写法上看，“闻说梅花早”是纵笔，是一扬，从而逗出洛阳之春。那江岭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爱，但洛阳春日的旖旎风光，更使人留恋，因为它是这位好友的故乡。这就达到了由纵而收、由扬而抑的目的。结尾一个诘问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鲜明，语气更加有力，伤感的情绪也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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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

　　第一个设问是泛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

　　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

　　“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请你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万户侯？

　　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设问句，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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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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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本文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2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