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乡僧世鹏游嵩少

　　此诗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前两句写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和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后两句是诗人在发泄幽愤，既是对唐玄宗的讽刺，也是对忠谏之臣的赞美和惋惜。全诗文笔流畅，言浅意深，篇幅虽短小，立意却不凡。

　　诗中第一句“阊阖千门万户开”极写唐玄宗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阊阖，本是传说中的天门，但诗人为表现唐玄宗的威严和气势，特意把它放在句首，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此外，按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皇家宫殿，即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也不会有“千门万户”同时打开的浩大声威，但诗人在这里巧用夸张手法，着意描写皇宫的富丽堂皇，着意描写李隆基的威势。

　　“三郎沉醉打球回”，突显出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诗人虽是宋朝人，却直呼“真龙天子”的小名“三郎”，未免也有不敬之嫌；又与前句的“阊阖”相对，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戏谑的色彩。“沉醉打球回”，一方面是说唐玄宗打了球、喝了酒，醉熏熏地归来；另一方面着重用“沉醉”二字刻画唐玄宗醉生梦死、淫乐无度的内在气质。前句“千门万户开”，把唐玄宗的威势写到了极点，后句“沉醉打球回”，把唐玄宗的淫乐也写到了极点；在这一“始”一“放”之间，诗人的态度立然可见。

　　诗的后两句着重揭示唐玄宗之所以能够这样淫乐无度的原因：“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原是玄宗朝中的直臣，“尝谏明皇宴乐，常改容谢之”，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后来，张九龄以老乞休，韩休不久病逝。表面上看来，诗人似乎在直陈史事，对这位“沉醉打球回”的风流天子未贬一语。但实际上，句中“潜台词”是很多的。

　　其一，张九龄以老乞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后期已经不想励精图治，只信任“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只愿意听阿谀奉承的顺耳话，不听直言敢谏的臣子的逆耳话。

　　其二，“无复明朝谏疏来”，似乎是“九龄已老韩休死”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又是在暗示唐玄宗的心理活动：那些讨厌的老臣都不在了，朕只管花天酒地地玩。

　　其三，即便是张九龄、韩休都已经不在了，朝中应该不会连一个直臣都不剩，暗示出关键在于唐玄宗再也不任用直臣。因此，诗的后两句虽然看起来是客观陈述，实际上处处是在指责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流露出诗人对封建统治者乐极生悲的告诫。

　　全诗篇幅虽短，立意可谓不凡。文笔流畅，言浅意深。诗人忧国忧民，一片忠心可掬。诗人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又曲折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当朝统治着腐败政治的不满。

参考资料：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参考资料：

　　此词在《阳春白雪》、《翰墨大全》、《花草粹编》等书中皆列入无名氏之作。唯《历代诗余》、《词林万选》题作黄公绍，唐圭璋先生认为此乃失考所致。这首词是思归怀人之作。它之所以由无名氏经过辗转而堂皇地列在著名词人的名下，说明它曾流传很广，并且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

　　“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社日是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分春社与秋社，《统天万年历》云：“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这里指春社。每逢社日，妇女有停针线的习惯，《墨庄漫录》云：“唐宋妇人社日不用针线，谓之忌作。”张籍诗亦云：“今朝社日停针线”，此即诗人所本。诗人一开始就着意于远方的爱妻：在这社日来临，百无聊赖之际，她一定会因思念异乡的丈夫而愁绪万端。由于诗人用春燕的成双反衬夫妻的分离，所以，不用细致的描写，一个忧伤憔悴的思妇的形象便如在目前。“年年”二字下得尤其沉痛，它暗示读者，这对不幸的情侣已经历了长期的别离，今日的忧伤只不过是往昔的延续罢了！

　　“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此三句写诗人自身的寂寞，因和意中人凄凉的处境遥相呼应，更显得沉着动人。春日已过大半，自己却仍在乱山深处、溪桥之畔淹留，固守离愁之苦。“乱”字包含了诗人全部的况味，它既意味着身世的孤独，又象征着离愁的紊乱和深重。这样，词中的“乱山”就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是惹起诗人愁思的情感化的产物，它的沉重与凄凉，使我们自然联想到词人精神上的压抑。

　　“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这两句的意思是：春衣已破，谁为补缀？想到此，不由得泪洒春衫。此处看似俚俗，实为诗人的卓越之处。因为词人表达相思之苦，一般不外乎两种情形，或以物喻愁，或直抒胸臆，诗人抛弃了陈旧的套式，从夫妻这一特殊的关系着眼，选择了日常生产中最普通的“针线”情节作为表达情感的契机，这样就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矫饰，正如贺裳所评：“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

　　“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这四句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写得最精彩的片断。它的高妙之处在于把思念之情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因此显得充沛之至，缠绵之至。从形式上看，它很像晁补之的《忆少年》起句：“无穷官柳，无情画轲，无根行客，”排句连蝉直下，给人以气势非凡之感。从意境上看，它更接近李商隐的诗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的韵味：当红日西沉，诗人解鞍归来，虽有鲜花，却无人佩戴，以酒浇愁，又无人把盏，醉后更无人照管。这是无比凄楚的情景。于此，诗人的情感恣肆了，笔调放纵了，但读来并不会使人产生轻薄之感，此中奥秘，正如陈廷焯所说：“不是风流放荡，只是一腔血泪耳。”

　　上片，咏橘的高洁品格和生活地位。“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以衬托手法突出橘的傲霜雪的高洁品格。山楂和山梨一到深秋就成熟，根本度不过霜期，而橘子却能凌霜傲雪，常绿不衰。正因两者从未“几共”“到雪霜”，更加突出了橘子的孤傲性格。于是一经人们“题品”，“便生光”彩。屈原的《橘颂》也正是光彩照人之作。自古以来，对橘的是非褒贬从未停息。橘之所以被人称颂，原于它的凌霜傲雪。橘之所以被人贬责，原于它是生于山间的“木奴”。所以该词的上片最后一句，苏轼发出“木奴何处避雌黄”的感叹，也是为橘的俗名“木奴”正名。这一过片问句，为下片进一步咏橘作了铺垫。

　　下片，写橘之品格、价值和地位。“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以对衬之笔，先写“北客”对橘初不相识，正是为了衬托如“南金无价”的橘子乐于被人们“新尝”的价值。于是更进一步赢得人们的满含滋吮它的滋味，赋写赞颂它的诗句，其“齿牙香”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流芳历史的。

　　全词，运用了比衬、抑扬、反问、通感等手法，渲染了橘子的耐寒、丰硕、香味。尤其运用“南金”之典和通感心理，反衬出橘子的美质和价值。

参考资料：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来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

　　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于朝音堂，明日乃还。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