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僧归日本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上片，披露宫廷侍妓“暗伤春”的“两眉策”神态。“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写侍妓浓抹“暗伤春”。“腻红”，“檀唇”，描艳妆，凭此香诱人，可谓艳妆浓抹难相宜。“晚妆”，表明侍妓的夜时活动。这是不同凡女的举动，“暗”与“晚妆”照应，表明行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偷偷摸摸的。“暗”字一用，侍妓的性格暴露无遗。“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特写侍妓的特殊举动。一是“捻花枝”招揽过客，一是“两眉颦”显得焦躁不安。最后三句“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人”，特写侍妓的另一个特殊举动。一是身着“连理带”，象征忠贞于过客，永不改移，一是头缀“双飞燕”图，暗示跟随过客，永不分离。天涯沦落无故人，可谓一厢情愿。苏轼在嘲讽中不免带有几丝同情。

　　下片，回忆侍妓欲入宫中的偷情举动。“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写侍妓欲入宫中的阴沉气氛。“淡烟笼月”点明时间为灰蒙蒙的月夜，“绣帘阴”衬托侍妓的晦暗心态，“画堂深”想象所去之处的阴郁气氛，“夜沉沉”则点明长夜漫漫，心事沉重。“谁道连理，能系得人心”？写侍妓的疑惑与企盼。“连理”，象征送过客传情之物，“系得”，表明为得宠之举动。这“难道”为怀疑词，即“连理带”之赠送谁说能“得人心”、拴住过客之心？因为风月场上的侍妓已是多如牛毛了。为此，苏轼在最后三句“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中，发出同情性的感叹。妓女在风月场上，一般所遇是寻花问柳的男人。一旦觅到稍有同情心的男子，便对天发誓，甚至以命相许，指望他能帮助自己跳出火坑。这个侍妓在宿室暗暗地会见心上过客之后，担心他不接受“连理带”或“双飞燕”信物，尽是烦恼，直到如今。如果连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既成不了“连理枝”，更成不了“双飞燕”，而只能成为被侮辱的玩物而被抛弃，其痛苦就更为沉痛惨烈了。这真是可怜！可叹！可悲！

　　全词凭借描写、记叙、回忆、烘托、象征之笔，刻画了一位“暗伤春”而“憔悴”的侍妓形象。由腻红、檀唇、晚妆、暗伤春、捻花枝、两眉肇、留待、系得人心、偷见、憔悴，连续性的表现，表明侍妓是一位既艳情又失态的可悲而可怜的女性。

参考资料：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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