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僧游扬州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信在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组诗写于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刘禹锡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九首》，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

　　《竹枝词》原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本是乐府《近代曲》名。最早为巴人口头传唱的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楚国荆湘一带就有“下里”和“巴人”的流行歌曲，“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楚歌带有巴风，巴歌带有楚风，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合。

　　这组民歌体诗共九首，其中有的是反映爱情生活的，有的是描写夔州一带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的，语言明快浅近，清新流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有人认为，这写作品是词作，这九首词是一个词文化的开端，用朴实的语言开始写意中国的文化。

参考资料：

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归燕诗》是一首咏物诗，所咏的是将要归去的燕子，但诗人并没有工细地描绘燕子的体态和风神，而是叙述与议论多于精工细雕的刻画，是一首妙用比兴、寓意深长的诗。

　　首联“海燕虽微眇，乘春亦暂来”，从海燕“微眇”写起。诗人作为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是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因而遭到李林甫等毁谤，从此以后，玄宗渐渐疏远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那年被罢相。诗人在此借“海燕”之“微眇”来隐喻自己微贱之身，暗含着自己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对句“乘春亦暂来”，这一句承上“海燕”而来，表面是说，海燕乘着春天的美好时光而来，即使时间不长但也来了。诗人借燕子的春来秋去来暗示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一个“暂”字，不仅说燕子也已经来了，同时也暗示了自己来朝为官时间不长。这一联，诗人通过景物的描写，寓情于景，抒发了自己为民做事，忠于朝廷的情怀。

　　颔联“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这一联承上联想“燕子”而来。出句“岂知泥滓贱”中，“泥滓贱”喻指李林甫之类的小人。燕子衔泥筑巢，而不知“泥滓”之贱。这里，诗人借此暗示自己对李林甫这样的小人还认识是不太清楚。一个“贱”字，不但写出了李林甫这样的卑微，也表现出诗人对李林甫之流的厌恶。出句“只见玉堂开”，这里，诗人以燕子出入“玉堂”之中，衔泥作窠的辛苦，比喻自己在朝廷为相而日夜辛劳之状。诗人以物喻人，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不但引起读者的思考，而且也给读者以审美想象的空间。

　　颈联“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这一联紧承颔联中的“玉堂开”而来。在对偶中，具体表现出自己为朝廷效忠和大度的胸襟。诗句中的“绣户”、“华堂”和前面的“玉堂”都是隐喻朝廷。“双”即指诗人和李林甫两人。“时双入”即每天双双（指诗人和李林甫）进入朝廷。这里，诗人表现了自己没有把李林甫当成有敌意的人，从而表现出诗人为了朝廷而忘记个人的私事，也表现出诗人为朝廷、为国家而所具有的开阔心胸。出句“华堂日几回”中的“日几回”即每天进出几次。这里，诗人通过数量词表明了工作的繁忙景象——来去匆匆，更表现出对朝廷忠心耿耿。

　　尾联“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这一联集中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忠诚而忘却自己之情。出句“无心与物竞”，意思是说，我没有心思和精力与外物竞争，实际上表明了诗人尽心工作，为朝廷效力。末句“鹰隼莫相猜”，这里，诗人表面写的“猛禽”，实则是诗人在告诫李林甫之流，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不必猜忌，更不必中伤（也许哪天我要退隐了）。那时候，朝廷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得不退让，但心中不无牢骚和感慨。这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吊张曲江序》中称张九龄被贬之后说：“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可见，诗人张九龄在面对强敌对手时，清醒与明智，也看出张九龄在文学创作中的巧妙——以物喻人，含蓄蕴藉。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参考资料：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