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双峰圣僧遗像还山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健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健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健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兴亡满目”，“兴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健康眼前的景象，把“兴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旬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参考资料：

　　这首诗描写的是夏夜登楼眺望的情景。“明月”在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有朗朗的明月，才能在朦胧中看到难以区别的山水一色的景象，才知道闻见的花香是十里芰荷散发的芬芳。特别妙的是诗的后两句，本来只有清风送爽，可是因为皎洁的月光，它那么柔和、恬静，所以诗人觉得清风带着月光，月光就像清风，它们融合在一起送来了凉爽和舒适。

　　欣赏这首小诗，读者很容易忘记自身的处境，仿佛自己也登上南楼来乘凉了。这样的感觉是这样来的。先从外界景象来看：四外山水落石出，十里芰荷 ，楼头清风，空中明月，远方近处，天上地下，以南楼为中心，构成一个高远、清空、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境界。再从自身感受来说：山光、水光、月光，是眼睛的视觉所感到的；芰花、荷花的香气，是鼻子的嗅觉所感到的；清风——夜凉，是皮肤的触觉以及耳朵的听觉听感到的；而“南楼一味凉”的“味”字，还隐含着口舌的味觉在起作用，好像在那里细细地美美地品尝一般。总之，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口舌、皮肤种种器官司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种种功能，统统被调动起来，集中起来，共同参与对这南楼夜景的感觉、领略、体验。此景此情，令人生出如临其境的感受，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这便是作品的艺术魅力，诗人的艺术追求了。

　　黄庭坚一生，道路崎岖坎坷，由于遭受人陷害中伤，曾贬官司蜀中六年之久；召回才几个月，又被罢官司来武昌闲居。当夜纳凉南楼，眼见明月清风，无拘无束，各行其是，想到自己每欲有所作为，却是动辄得罪，怅恨之情，于是潜滋暗长。“清风明月无人管”，正是诗人这种心绪的自然流露。

　　此词题为“惜梅”；上片着重在一个“惜”字上，起首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以下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表现惜花之心。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再从惜花转到忧时，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寒相催。暖相催。”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寒相催”，“暖相催”是指气候转暖，促使梅花萎谢。

　　“催了开时催谢时。丁宁花放迟。”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因此就叮嘱花儿，还是迟一点开吧。其惜花之心，由此可见。及到花飞春去，就感伤不已，真是惜花兼又伤春。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花儿开得迟些，甚而至于不开，那就没有谢落之事，当然也不会生惜花之心。此即所谓“无得亦无失”，也是妙参佛理的“了达”之语，由此可见作者的人生态度是“殊有悟境”。

　　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但闻角声传出《大梅花》、《小梅花》的曲调，笛声传出《梅花落》的曲子。因为汉代军中之乐横吹曲中有《梅花落》是笛中曲名。角也是军中吹器，唐大角曲就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鸣角”又有“收兵”之义，因此，边境告急，城危如卵，谁又能承担起恢复中原的重任呢？词意至此，已从惜花转到忧时。

　　“吹了南枝吹北枝”，此句承上两句而来；南方气候温和，寒流罕至，岭梅往往南枝花落，北枝花开，所以说角声、笛声吹落了南枝梅花，又吹落了北枝。这里暗与上文照应，隐指危机存在于偏安江南之小朝廷。

　　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参考资料：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