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张判官归巴州

　　关山月》充分地体现了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的作品。饱含诗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沉痛悲愤，读来使人泪下。这种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除了来自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多重套叠的对比示现修辞文本。

　　诗每四句分为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选取同一月夜下三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态度，作为全诗的结构框架，语言极为简练概括而内涵却又十分丰富深广。一边是豪门贵宅中的文武官员，莺歌燕舞，不思复国；一边是戍边战士，百无聊赖，报国无门；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诟，泪眼模糊，盼望统一。这三个场景构成了三幅对比鲜明的图画，痛斥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不恤国难的态度，表现了爱国将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中原百姓切望恢复的愿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爱国情怀。

　　第一段：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诗人先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总领全诗，与下文的诸种场景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诗的开始“和戎”句谓本应只是暂时权宜之计的和戎，却一忽而过十五年，有批评之意；将军能战而不战，“空”字质疑的语气很重。继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和“厩马肥死弓断弦”这两个典型情景为着眼点，进行对比。一边是深宅大院里歌舞升平；一边是马棚里战马肥死，武库中弓弦霉断。

　　“朱门”句指朝廷的权臣、重臣已经忘怀了国土沦陷的现状，“沉沉”用得很好，好像沉醉得很深，“按”字很好地写出重臣不以国家为重，唯知作乐的情形。“厩马”句写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得很沉痛。这种对比揭示了统治者终日醉生梦死，荒淫腐化，导致边防武备一片荒废的现状。这说明他们早已忘却国耻。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日日不忘抗金复国的伟大诗人陆游，面对统治者的苟安思想和腐朽生活，强烈的愤慨之情如万丈烈火，喷涌而出。

　　这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只顾自己的安乐，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朱门”一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实质，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却是一味追求灯红酒绿，争歌逐舞的享乐生活。他们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什么自欺其人的“和戎诏”，致使那些养来抗敌的战马，用来杀敌的弓箭，死的死，断的断，而且马是肥死，弓是朽断。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呀！“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这两句都与和戎下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段：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在这和戎诏下的十五年中，边关没有了流汗掉肉的辛苦操练，没有惊心动魄的流血战事，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在这里，诗人把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尚存者和死难者的命运和价值。对于尚存者来说，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和戎诏”，多少年来，他们无所事事，只有以阵阵刁斗声送走一轮又一轮的明月，只有把自己的心事寄托于幽咽的笛声中，每天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打发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三十岁左右参军的壮士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一个“催”字，下得何等急促，一句“壮士心”，写得何等赤诚，一个反问句，显得多么无奈！在这急促催月的刁斗声中，在这如怨如泣的笛声中，隐含了壮士们盼望杀敌立功，尽快结束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早日回归久别的家园的迫切心情，但这种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如果说存活者还可以有一丝幻想，那么对于死难者来说呢？“沙头空照征人骨”，一个“空”字，说明了战士们杀敌和归乡的诸种愿望，将随着老死边关、化做暴露于野的白骨而最终落空，也说明了他们的献出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价值。

　　诗歌忌重字，这句诗却与前面的“将军不战空临边”复用“空”字，看似败笔的两个字却正好将“将军”“征人”的生活命运构成了鲜明对比。生者无聊幽怨，死者暴尸沙场，生与死的对照画面揭示了战士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战士的满腔悲愤，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对和戎路线的无声控诉和对边关战士的深切同情。“空照”、 “谁知”等词语是他这种心情的写照。

　　最后四句是第三段：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从写边防战士转到写人民，写在敌人统治下被奴役的北方人民即所谓遗民。主要描绘中原遗民含泪盼望复国的画面。“中原干戈古亦闻”，诗人首先展现了一幅遥远浩瀚的历史背景图：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古代中华儿女为了抵御外辱，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诗人此句用意深刻：这一句上与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的现状遥相对照，形成古今对比的情景，借古讽今；下与“岂有逆胡传子孙”形成对比，诗人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和戎政策的无比愤慨之情。

　　紧接着，“逆胡传子孙”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构成一幅对比鲜明的情景：一边是占领中原的女真人在这里子孙成群，其乐融融，准备落地生根；另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泪，盼望统一，这两个情景两相对照，又融为一体。这幅图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陆游的另外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原沦陷地区，胡人的盛嚣尘上和遗民的痛苦凄惨，无不揭示了“和戎诏”的巨大祸害，展现了遗民的复国愿望。遗民们深受异族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盼望宋军能够挥戈北上，恢复祖国统一的局面。然而遗民们期待北伐，盼望恢复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只好空望着南方，伤心落泪。这就是结尾两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含义。

　　此诗的思想内容：《关山月》虽然既写了统治集团，又写了将士、遗民，但是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线索——南宋王朝下诏和戎，这是诗的第一句指明了的。正是因为下诏和戎，将军才不战空临边，战士才不得趁年轻力壮上阵杀敌，遗民才不得从外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诗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诗中所表现的对南宋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对抗敌爱国的将士和遗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正因为表现了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说《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陆游诗歌爱国主义精神还常常表现为他壮志未酬的愤懑。

　　在《关山月》诗中，虽然不像《书愤》等诗那样直接表现这一点，但是在“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等句子中间也隐含着自己倾音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诗人与抗金的将士们是息息相通的。

参考资料：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

参考资料：

　　上阙写景，起句“江南江北雪漫漫”气势壮阔，为全词创造、渲染出了一种特定的、寒冷空旷的氛围。“遥知易水寒”紧承起句，“遥”字表达了词人与帝后相隔遥远，但是因为心中牵挂，所以能够知道他们在远方被幽禁的痛苦，这种痛苦应该不止是肉体上的寒冷，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易水”源出河北，词人一方面借此点出北方国土的沦陷，一方面又取荆轲之所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句意，增添悲愤之感。“彤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是词人看到的景象，在这里借景抒情，抒发了词人内心的凄凉情感。

　　下阕抒情，“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表达了词人对金人的痛恨之情。“天可老”化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海能翻”化用了汉乐府《上邪》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诗意。词人用这些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来说明让自己忘却国耻家仇的不可能。即便是“天可老，海能翻”这些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也不能消除对金人的仇恨，以极夸张的比譬反衬自己的创巨痛深。“频闻潜使问平安”，明明是天翻地覆亦难消除的深仇大恨，朝廷所作的竟然只是遣使问候这样轻飘飘的表面文章，两相对照，令词人黯然神伤，悲愤莫名。“几时鸾辂还”，以问作结，表现词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

　　全词写的虽然是亡国之痛，却并不鼓噪喧哗，而是曲折深婉，层层推进，于沉郁压抑之中凌空设譬、突兀而起，复又归于深长的叹息与无尽的忧思。全词借对二帝的思念与亡国之痛，深刻地表现了南宋初期爱国志士中普遍存在的悲愤心情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参考资料：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