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新知永州陈秘丞瞻赴任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参考资料：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参考资料：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虚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虚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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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果真如当年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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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句是起。诗人写道：“东风袅袅泛崇光。” “东风”即春风。“袅袅”形容烟气缭绕升腾。“东风袅袅”这里形容春风的吹拂之态。化用了《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吹来啊阵阵清凉，洞庭起浪啊落叶飘扬）.之句，属于用典中的“语典”。“泛”即弥漫。“崇光”是指正在增长的春光。“崇”推崇，引申为“增长”。其中，诗人在此用一“泛”字，活化出了春意浓浓的景象，也为海棠的盛开营造氛围。

　　次句是承句。诗人写道：“香雾空蒙月转廊。”这一句侧写海棠。“香雾”指的是氤氲的雾气中的海棠花香。“空蒙”即细雨（烟雾）迷茫的样子。南朝齐谢眺《观朝雨》中写道：“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唐代杜甫的《渼陂西南台》中写道：“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宋代苏轼 《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里，“香雾空蒙”描写了海棠阵阵幽香，在氤氲的雾气中弥漫开来的景象。诗人从嗅觉的角度来写，香飘四溢，不但扩大了诗歌的空间，也提高诗歌的审美境界。“月转廊”即月亮已转过回廊那边去了，照不到这海棠花。其中的“转”字，不但表明了月光动态性，给诗歌增添空间感，也暗示夜已深而人难以入眠的寂寞之感。

　　后两句写爱花心事。第三句转句。诗人首先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这一句紧承第二句而转，担心“夜深花睡去”。这一句是全诗的关键句，是从上面描写环境进入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中，表现了赏花者的心态。上面写 “月转廊”，月光再也照不到海棠了。其中，一个“只”，可以说虚词表意，深化了爱花人的痴情。一个“恐”字，不但强调了诗人对海棠的痴情，更暗示了自己的孤寂、冷清。最后是合句。

　　诗人接着写道：“故烧高烛照红妆。”这一句将爱花的感情提升到一个极点。“故”即所以之意，含有“特意而为”之意。同时，这一句运用了唐玄宗以杨贵妃醉貌为“海棠睡未足”的典故。据宋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日：“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这里，“红妆”表面指海棠，实则诗人在此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表明了自己对心上人的思念。可以说，诗人以花喻人，不但含蓄，而且给人以审美想象。

　　“烧高烛”遥承上文的“月转廊”，这是一处精彩的对比，月光似乎也太嫉妒于这怒放的海棠的明艳了，那般刻薄寡恩，竟然不肯给她一方展现姿色的舞台。于是作者用高烧的红烛，为她驱除这长夜的黑暗。此处隐约可见诗人的侠义与厚道。“照红妆”呼应前句的“花睡去”三字，极写海棠的娇艳妩媚。“烧”“照”两字表面上都写作者对花的喜爱与呵护，其实也不禁流露出些许贬居生活的郁郁寡欢。他想在“玩物”（赏花）中获得对痛苦的超脱，哪怕这只是片刻的超脱也好。虽然花儿盛开了，就向衰败迈进了一步，尽管高蹈的精神之花毕竟远离了现实的土壤，但他想过这种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的生活的积极心态，没有谁可以阻挠。

　　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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