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方叔高赋得长安道

　　在此曲中，作者托情于燕，抒历史兴亡之叹。燕子有飞迁的习性，秋天飞往南方，春暖花开时再返回北方。作者用燕子的来去喻示时间的流逝，又赋予燕子以人的视角。

　　接着写燕子喃喃细语，忙碌争飞，似乎在寻找王谢繁华旧迹，诉说人间兴亡之事，实际上是移情于燕子，将燕子的本能活动赋予人的主观意识。在只有“巷陌乌衣夕照斜”的无奈失望中，作者更是借燕子的口吻直接诉说历史兴亡的慨叹。全曲紧扣咏燕来怀古，继承了古人却又不拘泥、重复，立意新颖。尤其是移情手法的运用，使此曲更具婉转、曲折之妙。

　　“兴，多见些：亡，都尽说”是一个对偶句，依旧借助燕子的视角慨叹历史，文学上将这种手法称作“移情”，即将人的主观感受转移到某样事物上，使人物合一，强化情感的表达。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兴亡往事最终都付与评说，人世喧嚣也都归于“喃喃”之语。曲的结尾很有一种有淡世事的超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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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曲开头便以“弃微名去来心快哉”直陈主题。视功名为微名，体现了其不追名逐利的性格态度。“弃”是主动放弃，贯云石本是将门勋臣的后裔，年纪尚轻便仕途畅达，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毅然辞官而去，这种与众不同的选择，自然比平常人的境界要高出一等。

　　接着，“一笑白云外”正是对“心快哉”的进一层阐释。此时，作者已摆脱了丑恶官场，身处“白云外”，即回归田园，乐享自然之趣。这对于热爱自由的贯云石而言，的确值得放声“一笑”。这五个字承接上文，语气短促，畅快淋漓。

　　“知音三五人”句中隐含了作者辞官后南游路上与志同道合之人相遇相知之事，其中包括他在梁山泊与渔翁吟诗夜话，在普陀山同诗僧鲁山共赋美景，与各路知音诗酒唱和。摆脱世俗桎梏，回归本性，又兼有好友相伴，自然生起“痛饮何妨碍”的豪兴。这几句描写环环相扣，意境浑成，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在与痛快。而最后一句“醉袍袖舞嫌天地窄”夸张而不张扬，体现了作者率真自然、豪迈奔放的性情。这种酒后流露真性情的描写，更显出作者对自由的追求。

　　这首散曲贯穿着不羁奔放之情，笔调率真，性情豪放，生动展现了作者蔑视功名、豪放不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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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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