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寺口号

　　这首词是写秋季女子怀念远方的人的词，“斜阳”、“新月”指出时间是在傍晚时分，“秋江”“画桥”“层楼”则指出此诗的地点，词人从多方面描写词中人物的种种感受，秋感怀人虽是个古老的话题，但是此词之所以不落俗套，魅力不凡，则在于它的流畅、疏朗以及跌宕起伏的笔势，发端以祈使句式领起，以此来警醒读者，芙蓉，即荷花素为人们喜爱，是古人常常吟咏的对象，它具有多种的象征意义。采莲，原是民间妇女特有的劳动情趣，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中多有佳作，此词开篇即规劝人们别去采撷，就有一种难言苦衷和一种特别的忧怨之情。次句切题之“秋”，说的是萧条旷阔的江面上，别无所有，只有一片茫茫烟水流淌着，它补充说明“休去”的原因。三、四句写夕阳、鸿雁。这是望中所见。“斜阳”点明时间，切“暮”，递进说明“休去”之原因：“带斜阳，一片征鸿”中的“征鸿”指的是远飞的大雁，切中词的时节“秋季”。因此才能触发种种感慨。梁江淹诗：“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陈江总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候鸟大雁夏去秋来，从北方飞往南方。思妇也盼望远人随着秋雁而南归。因此仰见征鸿，触发思念远人的情感。“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接写“闲愁”。这愁之所以叫“闲愁”，因为它是作者一种出来的愁绪。“愁著两眉峰”与“万恨在蛾眉”（唐武衙《春日偶作》）意同。“欲顿”两句，贴切形象，富有情致，使不可探寻的心理状态的“愁”有了安置，愁锁双眉，形迹可见。从这首词在句式遣词方面，颇受辛弃疾《摸鱼儿》“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启发。

　　陈允平生活在由宋到元的过渡时期，人生无常，国破家亡，出身儒学世家的他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暗借此词抒发了他的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如“斜阳”搬江河日下的悲叹和抑郁之愁情，表达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在这一点上，该词看似写思妇怀远的个人情感和羁旅之愁，却实借助婉约的词风表达了故土之恋，与辛弃疾的愁怨十分相似，在思想境界上与辛氏无太大区别。

　　“心事寄题红”由叙闲愁转入抒心事。“题红”两句，用孟棨《本事诗》红叶题诗。意思是题诗寄情有意，无情之水东流去，可见心事重重。由是引出“断肠人”。“秋浓”指的是深秋，仍照应“秋暮”题意。后世骚人墨客多做悲秋、叹秋、感秋的文章，秋天秋景简直成了“悲”的代名词。断肠人心事重重，面对夕阳西下、烟水空蒙的深秋景象，更是叫人肝肠寸断。“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从户外进入室内，其中“懒”字，就把“断肠人”的情态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早新月、挂梧桐”，这是在“层楼”中看到的，写得空灵透剔，意象鲜明。一轮新月高悬在稀稀落落衰败凋谢的梧桐树梢上，更增加了心烦意乱的愁思。结尾以景结情，戛然而止，给人无穷的回味。

　　这首词在表现主题思想时采取事事关联，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写法，内容联系密切。上片写“因触景所致的闲愁，因”征鸿“而引发怀远之情。下片写”心事“。心事是闲愁的具体说明，它又因秋浓而催人断肠，断肠是由心事所致，而心事又由题红引起，题红则是心事吐露的特殊形式。如此环形往复，层层而深，而产生怀愁的根本原因正是秋浓。这是因物触情，情景交融，物景生情。事事处处切题，是此词另一特色。如芙蓉、秋江、征鸿、秋浓、梧桐、斜阳、新月以及闲愁、心事、题红、断肠人、归去懒，都紧扣”秋暮有感“这个题意和季节。

　　作者注重修辞从风格看，此词与婉约词派细腻绵绵情思有别，一方面它有对思想活动、情绪变化作精细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描景状物作过分的渲染，独特之处在于疏朗中见真情，流快中藏细腻绵绵情思。

参考资料：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僚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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