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天地间,草木献奇怪。
悠悠天地之间,草木呈献出干奇百怪。
投老一蒲团,山中大自在。
老来独坐在蒲团上,觉得山中特别逍遥自在。
参考资料:
1、 赵祖堃等.宋诗三百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03:第172页2、 陶文鹏.宋诗精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01:第926页悠悠天地间,草木献(xiàn)奇怪。
悠悠:寥廓,深远。献:呈现。奇怪:奇形怪状,隐喻宋亡后的种种怪事。
投老一蒲(pú)团,山中大自在。
投老:到老,临老。蒲团:用蒲草编织的垫子,僧人打坐或跪拜时用。
参考资料:
1、 赵祖堃等.宋诗三百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03:第172页2、 陶文鹏.宋诗精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01:第926页诗题为《山中夜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夜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竞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记》记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哀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夜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
参考资料:
1、 缪钺,霍松林,周振甫,吴调公,曾枣庄,葛晓音,陈伯海,赵昌平,莫砺锋,刘永翔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 新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07:第1548页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杜鹃鸟于四更时分啼彻窗外,唤醒养蚕妇人起身关照蚕宝宝们,担心着这几天桑叶不够影响了蚕宝宝吐丝结茧。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歌舞楼台之声竟远远传来,难道深夜了高楼欢宴的歌女们还没有归来入睡?
子规啼彻(chè)四更时,起视蚕稠(chóu)怕叶稀。
子规:杜鹃鸟的别称。稠:多而密。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玉人:指歌女舞女。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借富贵人家的女人歌舞彻夜不归,来反衬蚕妇生活之辛苦。杜鹃啼叫到还只是四更天的时候,蚕妇不得不起来察视养的蚕是否吃的桑叶稀少了,以免影响到蚕茧的产量。蚕妇日以继夜辛苦地劳作,对她来说,那些“玉人”夜深达旦地歌舞供贵人娱乐,直到楼头明月已经西沉,挂在柳梢枝头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首诗用以表达蚕妇之辛苦,将玉人和蚕妇置于同一时间内,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评论亦认为和歌女对比起不到辛辣讽刺之效果,玉人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亦为身不由己。
同样写蚕妇,北宋张俞的写法更为一针见血: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矛头堪称“稳、准、狠”,直接对准不劳而获之人,因而也流传更广。
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
春天织妇养蚕剥茧抽丝又织成绢,夏季再次养蚕剥茧织绢。
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
绢尚未织成就打算拿去缴纳官府所征赋税,丝还在纺车上就考虑拿它去赎回典押的东西。
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
织妇一春一夏忙于养蚕织绢,到头来自己却仍穿着布制衣裙。
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
能有布衣穿的时候还算可以,但今年无麻织布,只怕连布衣也穿不上了。
参考资料:
1、 胡光舟,张明非主编. 新编千家诗[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05.第1355页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
绢:丝织品。夏蚕:夏季开始养的第二茬蚕。
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
拟:打算、准备。输官:缴纳官府所征赋税。车:纺车。图:计划。赎典:赎回典押的东西。典:抵押。
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
布衣仍布裳:仍穿着布制衣裙。“仍”字因音节关系后置。古时上衣为衣,下身裙为裳,男女都穿。
有布得着(zhuó)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
得:能。着:穿。犹自:还。愁杀我:犹今言“愁死我”。杀:也写作“煞”,甚词。
参考资料:
1、 胡光舟,张明非主编. 新编千家诗[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05.第1355页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未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未脱轴、丝未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未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参考资料:
1、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诗歌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209-1210页2、 施亚,王美春主编. 历代纺织诗解析[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07.第140页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攘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攘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作乱之时,也必有其根源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头看来,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丞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然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多年了,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桓公是个音乐不停歇于耳,美色不离开眼的人。如无此三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桓公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人,而是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这三人只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一个也不剩地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时,推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死,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们也可以啊!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的余威,还能在一百年里充当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疑问奇啊!他仅依靠一个管仲,管仲却死了。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天下并非无贤人,确实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书里有记载他将死时论及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是他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而且预料自己将死。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活着不能荐用蘧伯玉和斥退弥子瑕,为此有身后劝谏之事。萧何临死,推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必须再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可以死掉呢?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
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
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