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素上人游方

　　写离情从身边景物着手，看似景语，实是情语。“玉楼”、“朱阁”“金锁”，这是一个富贵豪华的住所。按理，拥有这样华贵住宅的主人，一定志得意满，无忧无虑了。但是一个“横”字，却透露出了其心中不快的隐秘。白居易《长恨歌》有云：“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金屋是为藏娇的，而今自己所宠爱的阿娇般的人儿，已“散似秋云无觅处”，虽然“玉楼朱阁”依旧在，但它的主人已无意去启“金锁”了。多少美好的追忆，多么深重的离愁，都潜藏在这个“横”字之中了。世事不断变迁，岁月不断更替。年年春光，今又春光，现在虽然春意盎然，但已有要“破”的迹象，凭着主人公敏锐的观察力和亲身的体验，他已看出春天又将与他告别了。人生的春天何尝不也如此容易消逝，“破”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感伤。加上“寒食清明”的缀语，更增添了一层凄凉。

　　如果说前两句是写自己的离愁和伤春之情，那么下两句便是以己度人，从女方的角度来思忖了。他想，自己如此思念对方，对方也一定非常思念自己。窗间那弯弯的月牙儿，正是玉人凝愁之眉。帘外落英缤纷，正是玉人泪雨涟涟。这是词人心驰神往、虚设假想之词。词人触景生情，以景拟人，把自己所忆之人月貌花容、幽雅动情之状，描绘得生动逼真、令人艳羡。此外，再深究一下，不难发现，他一方面借“斜目”、“落花”明写女方，一方面又隐隐地暗写自己。他的《蝶恋花》“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句意就与“窗间斜月”相同。词人因思念意中人而对月彻夜不眠之情可以推知；他因不能入眠而踱至帘外看花之状也可想见。总之，这两句可以理解为：一、正面描写月、花之态，并交代人物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二、借斜月、落花侧面虚拟所忆之人的幽怨美，三、兼写自己离情别绪无计可消除的实况。这一联可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化一、精工美妙之至。

　　上片景中寓情，情意隐曲缱绻。过片则直抒胸臆，情中寄托着人生哲理。“朝云”，用典。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愿荐枕席，因幸之。女目其“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词中“朝云”却为曾经与自己欢聚眼下各自东西的“意中人”。词人《诉衷情》：“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可见，散后重聚多么难得。纵然“拼”命能化作千尺游丝，怕也难“惹”得住与他情意缠绵、亲呢无比的“朝云”。词人借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典故，来象喻人生聚散、情爱短长的变幻莫测，很是新颖独到，发人深思。尤其他认为百年相守在一起的情侣又能有几个的见解，更深蕴人生哲理。正如秦观《鹊桥仙》中所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聊以自慰并以之慰人的想法，但是它却把爱情的短暂与永恒、人生的欢聚与离散这种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婉曲地表明了，富有情致，耐人品味。

　　最后，词人似乎想竭力摆脱这种别后情思的缠绕：“别来将为不牵情”。这是紧承上文“首岁相看能几个”之意的。既然有情人往往不能长此以往相互厮守在一起，那么心就平静下来不要被这种离愁别恨所牵动了。这是他对年等易逝、聚散无常这一道理的感悟，他决计把握现在，不为旧情耗费心思和精力了。但是“万转千回思想过”，想摆脱到底还是摆脱不了。说不思念，仍要思念欲不怀想，仍要怀想。任凭费多大周折，他也无法驱逐得了这种“情”的牵引。所谓“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的思绪真是千回万转、起伏不已、难以制遏。这正体现了他既饶有理趣、更富情感的双重性格。加上笔调的婉曲纤柔，风流蕴含，就更荡气回肠、感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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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赞扬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做学问的艰难。说明只有少年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竭尽全力地打好扎实基础，将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诗人从古人做学问入手娓娓道来，其中“无遗力”三个字，形容古人做学问勤奋用功、孜孜不倦的程度，既生动又形象。诗人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趁着年少精力旺盛，抓住美好时光奋力拼搏，莫让青春年华付诸东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做学问的功夫要下在哪里的重要性。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学知识，固然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那只是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纸上谈兵，要“亲身躬行”。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只有经过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诗人从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着笔，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凸显其真知灼见。“要躬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过程中要“躬行”，力求做到“口到、手到、心到”，二是获取知识后还要“躬行”，通过亲身实践化为己有，转为己用。诗人的意图非常明显，旨在激励儿子不要片面满足于书本知识，而应在实践中夯实和进一步获得升华。

　　这是一首教子诗，诗人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上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间接经验是人们从书本中汲取营养，学习前人的知识和技巧的途径。直接经验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是获取知识更加重要的途径。只有通过“躬行”，把书本知识变成实际知识，才能发挥所学知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本诗通过写陆游对儿子子聿的教育，告诉读者做学问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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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乡居曲江的末期时，经过几年的冷静思索，余靖对田园生活渐能适应，心情也已大大平和下来。该诗描写秋日傍晚的山村景色，塑造出一个悠闲自得的作者形象，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着孤独惆怅之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读者带进了一幅凄清孤寂的图画里，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还点明了诗人所处的环境。“萧条”，不仅渲染了田园的冷落，也表现了诗人此时心情的黯淡、孤寂。

　　诗人凭轩远眺，摄入眼底的是“树藏秋色老，禽带夕阳归”的景象，树因秋色而更显苍老，倦鸟在暮色中低回寻巢，映衬了他内心的悲哀。这是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的写法。

　　五六两句，“穿云翠”是美丽而生动的景象，“得雨肥”意味着丰足，这是用美好的景物来反衬诗人穷困潦倒和黯然神伤的心情。中间这两联，颔联以哀景写哀情，是衬托的写法；而颈联以乐景写哀情，是反衬的写法。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山馆山园老而不衰的秋景，平淡而精工，深得陶潜、谢朓及王维、孟浩然诗派的旨趣。诗人以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一切深沉的思考，都蕴藏于无言的远眺之中。

　　尾联抒写诗人的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可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却没有人来嘘寒问暖，只有残菊陪伴着他。诗人自比陶潜，而境况更差，也更孤寂。余靖，有陶潜王维田园诗的遗韵，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孤独惆怅之情。尾联抒写诗人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如今，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又有谁来嘘寒问暖呢？只有残菊陪伴着自己。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范仲淹等人能坚持操守，能威武不能屈，诗人认为是由于他们有崇高的品质：“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他们的品德如皎皎月光，明月有时或缺，虽缺仍清辉皎皎；他们的气质如百炼而成的宝剑，虽遭挫折而刚性依旧。诗人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月缺会再圆，“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青天”；剑折可再铸，仍可“白光纳日月，紫气排牛斗”。政治斗争亦是如此，奸佞可暂时蒙蔽圣听，但终究会有败露之日，只要保持节操，坚持斗争，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诗人以此来鼓励友人，也以此勉励自己。他一生关心国事，关怀民生疾苦，积极支持新派的革新主张，反对因循保守和官场腐败。虽然屡试不第，久困下僚，无法施展怀抱，但仍矢志不移，保持高风亮节。他把满腔穷愁感愤一发于诗，用诗反映重大事件，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抒写时爱憎分明，激情喷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一生虽坎坷多辛酸，但诗歌创作却获得巨大的成就，充分表现了“剑折不改刚”、“难屈志士肠”的精神。

　　“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要坚守志节，首先就得与习惯势力、权臣作斗争。诗人赞赏范仲淹等人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弹奏吕夷简及其党羽，据孙沔奏章，夷简为相，黜忠言，废直道，只知姑息求安，以推卸责任为能事。致使外敌入侵，百姓内困，纪纲大隳，官吏称职的十不得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但因宋仁宗甚为倚重，夷简三次为相，权倾一时。尧臣在此诗中称之为“势利压山岳”，在《猛虎行》中复称他“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锘，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这都形象地描绘出权相气焰薰天不可一世。据史记载，范仲淹离京赴饶州日，朝臣惧祸而回避，送行者只有李绒、王质二人。欧阳修盛暑南行无匹马，抵夷陵时已是初冬。仲淹等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忠肝义胆，世人共仰，气节凛然，可杀不可辱。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诗出，“都下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甚至还流传到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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