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郑正则徐州行营（一作皇甫冉诗）

　　此词写男主人公对女子的深深思念，从男子的视角展示女子的形象，突出其思忆之苦。

　　起拍二句是写男子忆念中女子动人美丽的形象：秋波如媚，柳腰娉婷。“转盼如波眼”，写眼光流盼如秋波般清澈、闪耀；“娉婷似柳腰”，表现女子的美妙身段：这两句都运用了比喻手法。那次幸福的欢会女子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印象，为思忆之苦先垫上一笔。接着“花里暗相招”一句是写当时的幽会，欢乐的幽会也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记忆，再为思忆之苦垫上一笔。这三句纯是以女方的倩影衬托男子的情思。有了前面三句的铺垫，后面写男主人公的思忆之苦就很自然了。后二句“忆君肠欲断，恨春宵”，直抒相思情深，春宵难遣。尤其是“肠欲断”“恨春宵”六字，生动地把主人公为情所苦的形象突显出来。

　　此词虽然用语普通，甚至有些俚俗，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有今昔对比，有叙事有抒情，跌宕多姿，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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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开头“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写在秋天的一个早晨，诗人登上巴丘山，眺望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居高临下，湖光山色，无不尽收眼底。清澈的湖水和明朗的天空交相映照，充分显示了天高气爽的秋色之美。诗人对之不禁赞叹不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

　　开头六句是写意，是概括的描写，淡淡几笔勾勒出大致的轮廓。接着六句则是工笔，用鲜明的色彩细致地加以刻画。“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两句写静态：山青树也青，远看山和树简直浑然一体。水是碧绿的，没有被朦胧的寒冷的暮霭所笼罩。“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两句写动态：湖面上突然出现风帆，原来是过往的船只；天空中鸟儿翱翔而过，朝着日出的方向飞去，逐渐消失了。“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两句写洞庭湖周围的秋景：长沙浦水净风清，云梦泽的田野蒙上一层白霜是那样空明。

　　“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北渚既荡漾，东流自潺湲。”这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身世之感。诗人看到水流不息，联想到那已经过往的岁月和消逝的年华，不禁感慨万端，悲从中来。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莲。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这里运用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意思是说，无论是善于唱歌的歌手唱起《白雪歌》，或者是越地的女子唱起《采莲曲》，都无法使作者高兴起来，反而更加悲伤。诗到这里，戛然而止。“泪如泉”的原因，诗人没说，留给读者去联想，去思索。

　　此诗为五言古诗，而语言工致，对用对仗，可见是吸取了近体诗的特点。李白诗歌素以雄奇奔放、豪迈不羁著称，但这首诗表现出李白诗歌精细工致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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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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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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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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