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酒与周法曹用前韵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参考资料：

1、 李之亮注译．唐宋名家文集 欧阳修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01：第120-123页

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

　　上片起首三句“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点节序，写环境，以燕子的翩然来归，喻朝廷的济济多士，同时也寄寓了词人对如同明媚春光的盛世的赞美与热爱，以及词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千秋”有秋千之意，燕子于寒食前后归来，而秋千正是寒食之戏。““千秋””暗点时令，与“二社”照应。“翩翩又见新来燕”，燕子一会儿飞向空中，一会儿贴近地面，自由之态可掬。句中着一“又”字，说明燕子的翩然来归，非止一双，“新来”切己之初就任，语虽浅而意深，进一步歌颂朝廷的无量恩德。“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两句暗喻吕夷简的退位让贤，并自谦依附得太晚。据《宋史》本传，词人任枢密副使时曾为吕夷简的亲信、祥符县令陈诂开脱罪责。此事当使吕夷简产生好感。后吕夷简荐以自代，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意思，自然不能明说，若是明说也没有词味。因此词人将其表达得极为婉曲，含蓄蕴藉而不直白、浮浅。“凤凰巢稳许为邻”，词人以凤凰形容邻座之巢，意突出其华美与高贵。不说“占得”，而说“许为邻”，亦谦恭之意。“来何晚”三字，充满感情色彩。从语气上看，似为自责，其中大有“相从恨晚”之意。

　　下片“乱入红楼，低飞绿岸。”二句以象征、比拟手法，通过描写心情舒畅的燕子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的意象，表达出词人当时的欢乐、畅适心境。“画梁时拂歌尘散”，华堂歌管，是富贵人家常事，燕子栖于画梁，则梁尘亦可称作“歌尘”。这也是居处之华贵作一点缀。结尾二句“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主人”喻吕夷简，以“燕”喻词人自身，含蓄曲折地表达了感恩之情。“为谁归去为谁来”，纯为口语，一句提问，引起读者充分注意，然后轻轻逗出“主人恩重珠帘卷”，悠然沁入人心，完成了作品的主题。这种代燕子立言以表示对主人感激的象征手法，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宋代词坛上也不失为特色之一。该词以燕子自喻，有比兴，有寄托，曲笔抒深情，韵味无穷。按当时审美标准，自然也是得“风人之旨”。这种通过燕子寄寓感恩思想的写法，对后人也有影响。

参考资料：

1、 程艳杰，靳艳萍编著．宋词三百首 精读·故事 （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02 第1版：第19页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参考资料：

1、 霍松林．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371-373

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塞上》诗主要描写剽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能骑善射。万里晴空之下，辽阔草原之上，数百名健儿纵马驰骋。忽然，一枝响箭穿向云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勒马伫立，昂首放目，凝神远望。诗人仿佛是一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师，迅速抓住这瞬间的景象，拍下一个精彩无比的镜头，并且贯注了诗人炽热的主观感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先用“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两句来描写一枝飞箭风驰电掣地刺入高空。《汉书·匈奴传上》：“冒顿乃作鸣镝。”可知响箭是北方少数民族习用的武器，“直上”，表现箭射出后的锐不可当之势。“一千尺”，写箭的射程之远。“天静无风”，不单写出了草原上空的清明宁谧，也写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寥廓无边。因而那飞箭的呼啸之声就掠过大地，响彻云霄，传送得更加清晰、更加嘹亮、更加遥远——“声更干”。云气潮涩，回音必滞，器物浸润，发音必沉；于是诗人以表现燥性的“干”，来形容箭声的轻脆、尖厉，可谓一字传神。刘克庄《黄蘖诗》说“疏林霜下叶声干”（《后村大全集》卷五），联系落叶的飘然而下的形态，“干”字就用得不是地方，倒不如“萧萧”二字能曲尽其妙。与刘克庄同时略早的徐玑在其《晓》诗中说“犹干竹叶声”（《二薇亭集》），以“干”状风竹之飒飒作响，亦不尽妥帖。惟独形容“天静无风”中“鸣骹”之声用“干”为逼肖。这里，诗人扣着“鸣骹”绘影绘声：上句“直上一千尺”，属于视觉感受，侧重写高，箭身一点，箭影如线；下句“无风声更干”，属于听觉感受，侧重写远，箭声震荡于旷野之上，而这旷野之上的天幕，又恰为箭身、箭影的深色点、线提供了面的浅色背景，点、线、面相互结合而成天然精巧的构图。

　　写了天上的“鸣骹”之后，诗人紧接着写地下仰看“鸣骹”的人，这就是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碧眼”在这里既突出了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人物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风采，都可以通过它来集中体现，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眼珠）中”（东晋画家顾恺之语）。王安石的《明妃曲》诗说“明妃初嫁与胡儿”（《王文公文集》卷四十），欧阳修的和诗也说“维将汉女嫁胡儿”（《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都以“胡儿”称外族年轻人。而在柳开诗中则更包含着亲切的语调。“碧眼胡儿三百骑”，描绘一队少数民族的年轻骁骑，句中虽只排列名词，实是以静写动，使人想像那眉宇间流露着威武气概的草原汉子们扬鞭跃马、奔逐追驰的热烈场面。“尽提金勒向云着”，则又以动写静：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一个接一个的动作霎时聚落在全体骑手的屏气凝视中；正见喧腾，忽归沉静，“向云看”的“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唐人李益有一首题为《从军北征》的边塞诗：“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这末二句，写“征人”因闻笛思乡始翘首望月，情原非由所“看”之“月”引起，“月”仅作为乡心之寄托，故而茫然“回首”，格调低沉、色彩灰暗，且无雕塑型的美。对照起来，柳开诗可谓青出于蓝了。 因为是一首绝句，字数有限，诗中就难以面面俱到地展开一个全过程。诗人恰能利用短小篇幅，舍弃次要情节，捕捉最为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宋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柳开生活在北宋初年，宋诗尚未形成铺陈直述，以议论说理见著的特色。同样的内容，在欧阳修诗里却是“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的质直表现。后来苏辙出使辽国时，在《虏帐》诗中也是“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栾城集》卷十六）的夹叙夹议。比较起来，柳开此诗犹有唐人风韵，空灵蕴藉，情辞丰腴。在以意趣气骨、拗折瘦劲取胜的宋诗中，也应算是别具一格的了。而柳开曾经“部送军粮至涿州”，“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则又表明《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乃是与诗人身历其境，具有实际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

参考资料：

1、 霍松林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8-92、 张鸣．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