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次维扬望京口寄白下诸公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秋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秋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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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采用五七言杂用的短古形式。前四句五言叙写自己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上的经历和丛台访古的见闻感受。纯用简笔叙事抒情，即使是丛台怀古这样一个可以写一首长篇七古的题目，也只用“伤心丛台下，一郸生蔓草”二语轻轻郸过。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题为“邯郸客舍歌”，前四句主要是用来交代行程，引出“邯郸客舍”，笔墨不宜在丛台怀古上黏滞；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在此之前已写过一篇《登古邺城》的登临怀古诗，此处再写丛台访古，意蕴、笔法均易重复。

　　后六句改用七言句式，押韵也由前四句之押去声转为平声韵，显示出所写内容、意蕴的转换。五、六句先写客舍所在：门临漳水，水边垂柳挂丝，下系渔船。寥寥二语，信笔点染，风光如画。而这钓鱼船所钓的鱼又正是乡间旅舍现成的下酒佳肴。从而自然过渡到下句的“沽酒”，衔接自然，有神无迹。

　　七、八句正面写客舍主人——“邯郸女儿”，却不对她的容貌装束风姿作任何具体描绘，而是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夸数钱”的镜头。这位年轻的女店主，一边卖酒，一边在面对客人挑亮灯盏，在灯下数着酒钱。“夸”字或谓是“大”的意思，恐非。夸即夸耀、夸示，“夸”字要和“对客”联系起来品味。这位邯郸女儿生长于客舍，见惯邯郸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客商，有少女的天真无邪，却无半点少女的羞怯，她对自己的经营颇为自豪，竟面对着陌生的旅客在夸耀式地大声数钱，展示自己的业绩。“数钱”的字面也许跟“河间姹女工数钱”有些关系，但“对客挑灯夸数钱”这个细节绝对是来自亲历的生活体验。这幅素描，将“邯郸少女”的神情姿态、口吻性情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传神，而且把中世纪路边客舍之夜的气氛也渲染得极富情趣，较之前两句纯写客舍景物显得更富生趣。

　　在这种气氛熏染下，生性好奇而浪漫的诗人不禁为之心醉。于是而沽酒买醉，痛饮狂歌，喝到尽兴时酩酊大醉，于一曲狂歌声中颓然眠卧于酒垆边。这时一轮明月，正挂中天。这两句写身为客子的诗人身心俱醉的快感，写得情景交融，畅快淋漓，具有浪漫色彩。

　　丛台荒芜，表明历史的无情，难免伤心；邯郸姑娘的大方爽直，尚保存一点燕赵儿女的豪爽之气，又留恋不已。这几种复杂的感受，诗人一时难以融和，只好接着酒力去消解，于是就有“一曲狂歌垆上眠”的举动，由此也就使这首诗郸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诗的前后两段，一写邯郸访古，一写客舍夜饮，一简一繁，适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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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为送友人从军塞外而作，其中强烈表达了立功异域的战斗激情，和乐观豪迈的昂扬意绪。

　　首联“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紧扣题意，写李侍御即将跨马远征。以“飞蓬”喻“行子”，自然使人联想到“行子”身影的轻疾，可谓形神毕现。

　　“铁骢”为青黑色相杂的马，本已矫健迅疾，再加上主人挥鞭，自然是凌厉如飞了。以“金”、“铁”来修饰“鞭”和“骢”，平添坚强的力度。故一发端，颇具顿挫之力，使“行子”轻捷如飞，意气昂扬的气势与英姿如在眼前。

　　颔联“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紧承上联送别之意。友人远征“万里”，是为求取“功名”，自当鼓励，因此不得挽留。临别之际，万千“心事”，一言难尽，全寄托在“一杯”别酒之中。此联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先从“万里外”一笔推开，展现出巨大的空间，表现李侍御豪迈的激情、飞动的气势。但紧接着一笔收勒，又回到别筵。这“一杯”中包含了哪些“心事”，诗人没有明写，但不难推测，它包含着深挚的惜别，“万里”征途的担心；前程珍重的祝愿；“功名”早立的期望等等，感情极为深沉厚重。一开一阖之际，极富抑扬顿挫之力。

　　颈联“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指李侍御远赴安西所经之地。汉代李陵与匈奴交战的遮虏障远在燕支山之北，而李侍御所赴的安西则更在此之外。此句上承“金鞭”句、 “功名”句；对句指李侍御家室亲友所在之地——太白峰东的长安。这句上承“行子”句、“心事”句，虽不明言心事，而心事自含其中。 “虏障”与“秦城”之间，遥隔万里，临发之际，回望秦城， 自不免有所系恋，但“功名万里外”的豪情壮志又激励征人挥鞭直指前路。这一联只列地名，不直接书事言情，而情、事俱含其中。

　　尾联再一笔宕开，境界进一步扩大。安西与长安，相距万里，关山阻隔，归路茫茫，在地域广阔的画面上，浓墨重彩的勾勒，既是写景，更是托情。尾联继“离魂莫惆怅”的殷切劝慰之后，奇峰突起，以“看取宝刀雄”的放声高唱，将激昂壮别、立功异域的雄心壮志喷涌而出，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

　　这首送别诗最动人的地方，是融注于诗中的雄壮豪放之情，同时，诗人以意驱象，既有“飞蓬”、“铁骢”的形象描绘，又有广袤万里的空间描绘，这些超迈遒劲、雄浑阔大的形象，不仅体现了诗人感情的豪壮，同时也焕发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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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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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