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之海山楼落成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据传说，柳永善作俗词，而宋仁宗颇好雅词。有一次，宋仁宗临轩放榜时想起柳永这首词中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这样黜落了他。从此，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而长期地流连于坊曲之间、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寄托。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考科举求功名，他并不满足于登进士第，而是把夺取殿试头名状元作为目标。落榜只认为“偶然”，“见遗”只说是“暂”，由此可见柳永狂傲自负的性格。他自称“明代遗贤”是讽刺仁宗朝号称清明盛世，却不能做到“野无遗贤”。但既然已落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风云际会”，施展抱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奋斗目标，既然“未遂风云便”，理想落空了，于是他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争不恣狂荡”，表示要无拘无束地过那种为一般封建士人所不齿的流连坊曲的狂荡生活。“偎红倚翠”、“浅斟低唱”，是对“狂荡”的具体说明。柳永这样写，是恃才负气的表现，也是表示抗争的一种方式。科举落第，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只有以极端对极端才能求得平衡。所以，他故意要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以保持自己心理上的优势。柳永的“狂荡”之中仍然有着严肃的一面，狂荡以傲世，严肃以自律，这才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真面目。柳永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想法抒写出来，说明落第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恼和多么烦杂的困扰，也说明他为了摆脱这种苦恼和困扰曾经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写到最后，柳永得出结论：“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谓青春短暂，怎忍虚掷，为“浮名”而牺牲赏心乐事。所以，只要快乐就行，“浮名”算不了什么。

　　这首词是柳永进士科考落第之后的一纸“牢骚言”，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它正面鼓吹文人士者与统治者分离，而与歌妓等下层人民接近，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

参考资料：

　　本首词是刘著所创作的唯一一首词作，是一首寄给情人的词。全词感情真挚，迂回曲折，流转自然，营造了一个慨叹韶光易逝、人生易老，身处他乡，缺少知音，对故土拥有无限依恋与思念的主人公形象。

　　上片状别离滋味。“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管怨楼间”起拍，追怀往日那次难忘的离别场面。山城雪照，一个严寒的冬日。山城指南方某地，词人与所爱者分携之处。悲莫悲兮生别离，离筵充满了悲凉的气氛。玉指寒，既点冬令，又兼示离人心上的凄清寒意。吹梅笛怨，也许是她在小楼上奏起的一曲《梅花落》吧。

　　“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这两句自“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化出，而景情切合，缠绵哀感，深得脱胎换骨之妙。这一别，黯然销魂，情难自禁，从此后相思两地，再见何年。下面的“江南几度梅花发”，接得如行云流水，自然无迹。由笛怨声声到梅花几度，暗示着江南的梅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情天恨海，逝者如斯。无情的岁月早经染白了主人公的双鬓。追忆别时，恍如昨日。整个上片，读来已觉回肠荡气。

　　下片，由当年写到此夕，感情进一步深化。天涯霜月又今宵，茫茫百感，袭上心头，除了诗和酒，世上没有什么能寄托自己的思恋，消遣自己的愁怀。换头先说饮酒。一片深愁待酒浇。苍茫无际的天野，有星光作伴，月色相陪，还是开怀痛饮，不管一切吧。这几句大有“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气势，“倒流河汉”，等于说吸尽银河，更巧妙的是暗中融化了李贺“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的意境，痛饮淋漓，忘乎所以，恨不得令银河倒流，让辰光倒转，把自己的一腔郁闷，驱除个干净。兴会不可谓不酣畅了。然而，酒入愁肠，化作的毕竟是相思泪。

　　紧接着，一气呵成的，就是放笔疾书，不可遏止地倾转，无所顾忌地抒怀，要将那无穷的往事、别后的相思；要将那尘满面、鬓如霜的感慨；要将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一齐泻向笔端。可这些，是有限的篇章、区区的言语不能表达的，他只好借助于欧阳修《赠王安石》的成句，动用一下“翰林风月三千首”了。而竟夕呜咽、愁情满纸的诗篇，寄与伊人，将会带给她新的悲哀。作者仿佛已感到了她的心弦颤动，看到了她的泪眼模糊。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心息之相通，一至于此。魂逐飞蓬。心灵感荡，“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而在一首短章小令之中，用词代简，以歌当哭，包含了如许丰富的感情容量，传达了如许深微的心理活动，长短句的语言艺术功能也可算得发挥尽致了。

　　全词以流转自然的音节，迂回曲折的笔势，既缠绵悱侧，又激宕疏爽，以词代简，短篇中含丰富的感情内容，传达出微妙而细致的内心活动，把一种无力排遣的悲凉愁绪发挥得淋漓尽致。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刘过为送别在京城结交的好友卢梅坡而作。整首词情深意切，婉转动人。

　　上片写离别之苦。

　　“泛菊杯深，吹梅角远，同在京城。”分别之时，词人回忆旧日同在京城之时与友人欢聚的情景。此处，词人选取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泛菊杯深”化用陶渊明“秋菊有佳色，裘露掇其英。沉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的诗意，描写重阳佳节，二人同饮菊花酒的情景；“吹梅角远”化用李清照“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的词句，描写春暖花开之时，二人携手踏青，同赏笛曲《梅花落》的情景。一个“深”、一个“远”分别形象地描述出二人饮酒时的酣畅淋漓和共赏悠远笛曲时的快乐心情。前三句仅用十二字就清楚地交代出聚会的时间、地点和情景，足见词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造诣之深。

　　离别之时，词人与好友依依不舍，“聚散匆匆，云边孤雁，水上浮萍”。“聚散”二字承上启下，词人由前文的“聚”转入描写“散”。“云边孤雁，水上浮萍”两句哀婉动人，看似写景，实际暗含分别之后，二人均如云边的孤雁，无法找到可以理解自己的知己，又如水上浮萍一般，四处漂泊。相聚的时间如此短暂，转眼就要分别，前路渺茫，离别之后，再聚不知要等到何时，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缠绕在词人心头，挥之不去。

　　下片写别后之思。

　　“教人怎不伤情？觉几度、魂飞梦惊。”孤独的词人怎能不“伤情”？友人离去后，他失魂落魄，甚至辗转反侧，无法人眠。这三句词人自问自答，直说别后对卢梅坡的思念。“魂飞梦惊”四个字写出刘过的复杂心情：希望在梦中见到好友，又害怕梦醒时要再次面对离别。

　　至此，作者的满腹相思还未吐尽，又用“后夜相思，尘随马去，月逐舟行”三句进行深化。这三句化用苏味道《正月十五夜》中“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上来”的句意和贺铸《惜双双》中“明月多情随柁尾”的句意，表达分别之后作者的心像马后的飞尘和天上的明月一样，仍紧紧追随着卢梅坡。

　　在这首词里，刘过藏起“金戈铁马”、“誓斩楼兰”的英武之气，以委婉的笔触低低诉说着对朋友的相思，层层深入，步步紧逼，生生把词人对友人的无限深情和刻骨相思“逼”将出来，铁血之下的柔情更令人感动。

参考资料：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