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风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二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二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二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随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随园记》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1748年（乾隆十三年），他辞官居园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含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这诗作于1839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自，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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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写塞上秋风排空卷地之景，抒发凄清无聊之情。

　　上片描绘出秋风瑟瑟，摧花落叶的情景，使人平添无限别恨和相思，无从排遣。而词中不是所谓的“江南春好，妒花天气”，却要如此“排空卷地”、吹尽落叶。使弱小的鸦、燕无处可栖。故词首对封姨的“为问”，实表露出词人的怨恨口气，因此词人要怨恨“天公”为什么偏偏要令愁人无寐，而使人倍添憔悴。

　　下片四句说愁人在灯前刚刚睡去，却又被狂暴的风声搅醒，而耳听着片刻的风声，就令人心醉。乞请那碧纱窗和深翠的画屏以遮断狂风声，但在凄清残烛光影下，只剩下孤影摇曳，而离魂却“飘缈秋空里”，窗外“泊粉与飘香”也随风飘去。令人倍觉凄清伤情。

　　“真无谓”三个字，恰与首句的“问为”相应，结束了他内心自问自答的一个过程。他问封姨，只为问，问是他心里汩汩待流的愁怨找的一个出口，所以，容若表面上是描绘对封姨的怨恨，事实是借怨封姨表达了对亡妻的哀思与怀念，层层衬垫，宛转递进，要抒写之情更显得含婉动人，令人深深为之感动。

　　此词构思纤巧细腻，词意模糊凄迷，借势欲扫尽人间一切美好情景的塞上秋风，来衬托人世问情爱的脆弱和易受伤害，故词人借怨恨代表强暴力量的封姨，表达了对亡妻的哀思和怀念，由此层层衬垫，婉转入深，缠绵悱惆，使所抒写之情更为委婉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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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词人点明了时间和节令。即“五月”与“黄梅时节”。然后，他以“分镜头”的形式描写了“麦” “雨” “梅子”等富有节令特点的事物。“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在五月，水墨江南里，青绿的小麦稀疏错落在阡陌间，刚好是梅雨时节，雨丝绵绵地飘落下来，一派大自然的美景。“闲看梅子教雏飞”，纳兰怀着一份闲心静坐窗前，看着屋檐下的雏梅学飞，扑打着稚小的双翅，此时才明白生命之中，“落花人独立，微雨梅双飞”的景色是安定平和的。

　　下片将景色概括为“罨画”，又将目光转向了水边的美丽女子。“一水浓阴如罨画，数峰无恙又晴晖”，烟渡流水如同浓墨泼出来的山水画，静谧的山峦间隐约流露着雨过天睛的阳光。纳兰娓娓道来，一幅泼墨山水田园画就慢慢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沉醉其中，浮想联翩。颜色深处，是云青青兮欲雨；墨色淡处，是永澹澹兮生烟。“溅裙谁独上渔矶”，水边的布衣女子赤脚踩着鱼矶石，木槌轻举，捣衣声回荡在这寂静的田园里。这是原本一幅寂静的国画，捣衣女霎那间就打破了寂静，令画面变得生动鲜明起来。末尾一句，只用了一个“独”字，就为整首词笼上了深重的失落情绪。

　　这首词读来颇有《诗经》的清雅之趣，所描写的景象也颇具田园风格，原来幸福的彼岸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内心的安定与平和。全词清新明丽，显示了纳兰词的又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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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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