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宫人怨

　　白居易有两个好友，年轻的时候跟元稹交往最深，两人并称“元白”。而晚年则跟刘禹锡的关系较近，并称“刘白”。如果没有二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与欣赏，是不会有这首诗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白二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有了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国手”一词可以看出诗人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如此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句是抱怨刘禹锡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然写诗才华横溢，但命运始终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愤怒。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个“国手”遭遇的却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诗人感到愤怒、失望，为刘禹锡抱打不平。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遭遇表示了同情，这种直率与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有如此言语。该二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以及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愤懑；刘诗则抒发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豁达之情。

　　刘禹锡为回赠这首诗，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刘禹锡的这首诗评价更高，尤其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更能体现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该诗里白居易那副抱怨命运的状态更有意境。不可否认，刘禹锡的诗读来更加的坚韧与豪放，但白居易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往往将各种问题写入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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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门关盖将军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在岑参的边塞诗，甚或是整个唐代的边塞诗中，都有一点别致。它用纪实的铺叙手法，首句便以“真丈夫”起笔，由年龄、相貌，及其智、其威，介绍盖将军的功名和业绩，写出了这位守将武勇的外貌和粗豪的性格的一面，又从室内装饰、家宴、奴婢、家戏、名驹、出猎等几个侧重场景，写出了他军中无事只知寻欢作乐的一面。其中对奢侈豪华的夜宴的描写占了一半的篇幅，里面有赞赏也有讽刺。这种讽刺自然是委婉的，甚至带点调侃的语气。这位盖将军在古代边将中大概很有点代表性。他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在争豪斗富的享乐方面也决不示弱。从狭隘的角度看，这些记述，无不是为盖将军炫耀光彩。但就理解全诗而言，诗末却以“酒剩沽”、忆“旧酒徒”（诗人旧友皆为学子，均非权贵），无不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诗中尽述盖将军家妓之美貌，闻绝世名曲之喜悦后，却以秦罗敷之绝胜而告警。虽然此议夹在几个侧重面之间，却能使读者领悟到诗人对其奢侈之过的批评。

　　这首诗的主旨是歌颂盖将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诗中所写盖将军享受的奢侈，连奴仆侍妾都服三品以上官服，反映出了唐朝边将的骄盈跋扈。这是唐玄宗后期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决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看，这首诗为后人记述了盛唐时达官显贵的荒淫奢侈，成为史料的一个方面，颇具有价值。此诗句句押韵，或三句一顿，或两句一顿，既富有音乐感，又穷极抑扬顿挫变化，具有一种声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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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诗人李贺抱着满腔热忱来到长安，冀望通过“荫子得官”的途径，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其济民报国的人生抱负。而现实生活对他的回报却是无情的，奉礼郎官职卑微，受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冷遇和排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愤，时时袭来心头。在萧瑟寒冷的秋雨中，他滞留馆舍，触景生情，凭借诗句抒发郁结于心头的忧愤。诗的首句用“谁家子”唱发，“仿佛自问，极愤郁之致”（叶葱奇《李贺诗集注》）。诗人来到长安，感受到秋意的萧瑟，更感受到“落莫”与“牢落”，壮年怀着羁居他乡的怨恨，梦见自己白发满头，暗自悲泣。“瘦马”以下四句，从直接抒情转入即景描写，诗人所骑的瘦马，喂饲劣等草料，雨沫飘零在寒沟里；遥望南宫，古帘下一片昏暗，只听到更筹声从雨中传来。笔触细致的景物描写，紧紧扣住“滞雨”的题意行笔，既能表现诗人贫困、飘零的景况，又能暗喻吏部官员的昏庸，着墨不多，而意境融沏。最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一会儿想归回故乡。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白云脚下，一会儿又想到投笔从戎，立功封侯。诗人不甘心沉沦下僚，不满于现状，亟想摆脱困境，徘徊于进退、穷通之间。

　　全诗基调极为低沉忧郁，结尾突然振起一笔，写出“客帐梦封侯”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自作宽慰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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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子。水精，就是水晶。颇黎，就是玻璃。门窗上挂着水晶制成或者晶莹透明赛似水晶的帘子，床上放着玻璃制成或滑润细腻如玻璃般的枕头。第一句虽仅举出两件器物，但女子房中其他陈设的精致讲究由此便可想见。更重要的是，房主人情操的高雅美洁，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端倪。此刻，女主人公正恬然入睡于她那绣有鸳鸯图案的锦被之中，做着一个个旖旎的梦。《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被子用香炉熏过，既暖且香，故能“惹梦”——带有温柔绮丽色彩的春梦。开篇两句，仅十四个字，并列地写了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三件器物，却并不给人平板呆滞之感，因为其中着意点染了轻轻浮动于室内的香气和主人公幽远飘缈的梦思，就使这本来静止的画面变得有了生气，甚至充满了幻想的意味。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紧承“暖香惹梦”而来，因此清人张惠言认为这两句写的就是女主人公的梦境（见张惠言《词选》对此词的评注）。这自然不无道理。可是，尽管日常生活中的梦有许多确是不可思议、无从解释的，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梦却大抵能找到某种现实的原因或契机。因此，即使“江上”两句写的是梦境，这梦境也必然与女主人公的生活实境有些关系。根据温庭筠的另一首词《望江南·梳洗罢》可以想象，这位梦见“江上柳如烟”的女子，或许也是住在临江的楼阁里，每日对着江水在思念着心上人。她的梦，很可能便是她平日习见景致的幻化表现在梦境里。江岸边的柳树迷蒙似烟，晕成朦胧的一片。侵晓时分，月亮残了。在熹微的晨光中，大雁已经开始一天的旅程，它们正结队飞回北方。寂静的天空中，也许还偶尔传来它们的长唳。这是一幅十分凄清迷离又有声有色的画面。而这幅春江晓雁图的意义是在画面之外：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归来，因避寒而飞往南方的大雁，此时正连夜飞返家乡，唯独楼上那女子所思念的人却仍然没有音耗。眼前的景致既是她平时倚楼眺望所常见，也就难免化作她这时在鸳鸯锦被里所做之梦。另外，锦被上绣鸳鸯也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成双成对的鸳鸯，恰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寂寞。

　　上阕的妙处全在借景物作烘托，以极其含蓄委婉的笔法暗示女主人公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活动。“水精帘里”二句是近景，“江上柳如烟”二句则是远景，不管近景远景，都紧紧围绕着女主人公的生活和情绪落笔。在前二与后二句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实际上一贯穿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词的后半正面刻划这位女主人公，同样有着含蓄深婉之妙。“藕丝秋色浅”写衣着。藕成熟于秋季，故将淡紫近白的藕合色称作“秋色”，又转而用这色彩来代指藕合色丝绸做成的衣裳，这是中国古代诗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人胜参差剪”。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一种饰品，可以贴在屏风上，也可以戴在发鬓上。唐时风俗在正月七日（又称人日）这一天，要剪戴花胜以迎接春天到来，尤以妇女喜爱此项活动。从这句看，女主人公参参差差地剪出花胜准备佩戴，似乎兴致不浅。

　　“双鬓隔香红”。以描写气味和颜色的“香红”代指好的面容，正如以“藕丝秋色浅”代指衣裳，手法相同。这里的“隔”字用得颇讲究，因为双鬓正是隔开在脸庞两边，形象鲜明如见，而且仿佛“双鬓”有了某种主动性，还似有若无地流露出一丝遗憾不足的意味。

　　“玉钗头上风”，承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她头上插着的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摆动。“风”在这里是名词作动词用，形容女子的头饰在微微颤动的样子。

　　这四句刻划人物用的也是借物衬托之法。写女子的衣着、头饰，写她剪制春胜的活动，并没有一句直接写她的形貌，却使人可以想见她的外形与心灵之美好可爱。最奇妙的是整个下阕根本不提她的满腹心事，只是一味渲染她的美丽和她剪春胜的动作，而这就使她的孤单处境和悠悠梦思更加令人觉得可叹。词人对她的同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

　　温庭筠是唐代诗人中较早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一个，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词多写女子日常生活，当是受到南朝宫体诗的一定影响。但温词常着重表现人物心理活动，而且是借助写景写物等手法来表现，因此在艺术境界上又与宫体诗有所不问。这些从这首《菩萨蛮》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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