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参考资料：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寓言是一种借说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特殊表现方式。它的主角可以是现实中人，也可以是神话、传说中的虚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自然界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木石。这种表现方式，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中曾被广为运用，使古代的说理散文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放射出奇异的哲理光彩。

　　但以寓言作诗，在先秦却不多见；只是到了汉代，才在乐府诗中成批涌现，一时蔚为奇观。倘要追溯它的源头，虽然可与战国诸子之作遥相接续，但其“天造草昧”的创制，还得首推这首在“诗三百篇”中也属凤毛麟角的《鸱鸮》。

　　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诗之开笔“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人们常说：“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此章的展开正是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在充斥诗行的怆然呼号中，幻化出母鸟飞归、子去巢破的悲惨画境。当母鸟仰对高天，发出凄厉呼号之际，人们能体会到它此刻该怎样毛羽愤竖、哀怒交集。但鸱鸮之强梁，又不是孤弱的母鸟所可惩治的。怆怒的呼号追着鸱鸮之影远去，留下的便只有“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的伤心呜咽了。这呜咽传自寥廓无情的天底，传自风高巢危的树顶，而凝聚在两行短短的诗中，至今读来令人颤栗。

　　正如人们很少关注鸟兽的悲哀一样，人类也很少能了解它们在面对灾祸时的伟大、坚强。诗中的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它要趁着天晴之际，赶快修复破巢。这第二章仍以母鸟自述的口吻展开，但因为带有叙事和描摹，读者所读见的，便恍如镜头摇转式的特写画面：哀伤的母鸟急急忙忙，忽而飞落在桑树林间，啄剥着桑皮根须；忽而飞返树顶，口衔着韧须细细缠缚窠巢。“彻彼”叙其取物之不易，“绸缪”状其缚结之紧密。再配上“啾啾”啼鸣的几声“画外音”，读者便又听到了母鸟忙碌之后，所发出的既警惕又自豪的宣言：“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那是对饱经骚扰的下民往事的痛愤回顾，更是对缚扎紧密的鸟巢的骄傲自许，当然也包含着对时或欺凌鸟儿的“下民”的严正警告。倘若人类真能解破鸟语，是应该谨记这母鸟的警告，而对它的坚韧、顽强肃然起敬的了。

　　三、四两章宜作一节读。这是母鸟辛勤劳作后的痛定思痛，更是对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处境的凄凄泣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谯谯”、“予尾翛翛”：遭受奇祸的母鸟终于重建了自己的巢窠，充满勇气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坚强的生存，对于孤弱的母鸟来说，是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

　　它的鸟爪拘挛了，它的喙角累病了，至于羽毛、羽尾，也全失去了往日的细密和柔润，而变得稀疏、枯槁。这些怆楚的自怜之语，发之于面临奇灾大祸，而挣扎着修复鸟巢的万般艰辛之后，正如潮水之汹涌，表现着一种悲从中来的极大伤痛。然而更令母鸟恐惧的，还是挟带着自然威力的“风雨”：鸱鸮的进犯纵然可以凭非凡的勇气抵御，但对这天地间之烈风疾雨，小小的母鸟却无回天之力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哓！”诗之结句，正以一声声“哓哓”的鸣叫，穿透摇撼天地的风雨，喊出了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母鸟之哀伤。

　　倘若仅从诗面上看，《鸱鸮》也堪称一首代鸟写悲的杰作：它写鸟像鸟，通篇用了母鸟的“语言”，逼真地传写出了既丧爱雏、复遭巢破的鸟禽之伤痛，塑造了一头虽经灾变仍不折不挠重建“家室”的可敬母鸟的形象。如果鸟禽有知，亦当为诗人对它们生活情状描摹之精妙、心理情感体味之真切，而“啾啾”叹惋。然而这毕竟是一首“寓言诗”，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由此反观全诗，则凶恶的“鸱鸮”、无情的“风雨”，便全可在人世中显现其所象征的真实身份。而在母鸟那惨怛的呼号和凄怆的哀诉中，正传达着久远以来受欺凌、受压迫人们的不尽痛愤。

　　旧说如《毛诗序》谓此诗乃“周公救乱”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魏源《诗古微》又以为乃“周公悔过以儆成王”、“周公戒成王”之作，虽也知诗用借喻手法，但坐实本事，反而扞格不通。

　　《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参考资料：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在《诗经》305篇中，《萚兮》该是最短小的之一，它的文辞极为简单。诗人看见枯叶被风吹落，心中自然而然涌发出伤感的情绪；这情绪到底因何而生，却也难以明说——或者说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无非是岁月流逝不再，繁华光景倏忽便已憔悴之类。他只是想有人与他一起唱歌，让心中的伤感随着歌声流出。“叔兮伯兮”，恐怕也并无实指之人，不过是对于可能有的亲近者的呼唤罢了。

　　但这种单纯的歌谣，虽然古老，却又是常新的。从《萚兮》之后，像楚辞《九歌·湘夫人》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像唐人王勃《山中》的“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直到现代徐志摩的《落叶小唱》，不知有多少相似的表述。因为在《萚兮》中，已经关联着人生最基本的两种情绪：对于岁月的留恋，以及在寂寞中对于亲友之情的渴望。这是人人都会有的情绪，每个人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述它。

　　《萚兮》因为单纯，而又有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在“萚兮萚兮，风其吹（漂）女”之后，诗人不再说下去，让人觉着从落叶中看到的生命的流失，根本就是无奈的事情，不说也罢。而后“叔兮伯兮，倡予和（要）女”，又让人觉着人生的寂寞归根结蒂还是无从排遣。不可能真的就有人应着这呼唤唱出心心相印的歌来，寂寞也不可能真的会让人相互走近。呼唤也只是呼唤而已吧。如此想来，这种古老的歌子，浸着很深的悲凉。

　　儒者说诗，常有奇怪的谈论。《毛诗序》说：“《萚兮》，刺忽（郑昭公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这已是牵强附会，于诗无证。朱熹《诗集传》更谓：“此淫女之词。”实在诗中主人公性别为男为女，本无从辨别，“淫”字更不知从何说起。想要做圣贤的人，到处看见淫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帝，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

　　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