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

　　韦庄入蜀时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从韦庄接到朝廷命令时所作的另一首诗《寄右省李起居》中可以看出。《寄右省李起居》开头两句“已向鸳行接雁行，便应双拜紫微郎”，则说明韦庄在接到朝廷征书准备入蜀一开始时是非常欣喜和激动的，但在奉使入蜀时所作的这首《过樊川故居》中却出现了一种悲观、凄凉的基调。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第一句明显是叙事和写景，“衰草”和“杜陵秋”无疑说明了创作的季节是秋季。题目中的“过”字，表达了韦庄此行的目的不是在樊川，樊川只是途经之地，“却到樊川访旧游”中的“却”字很值得体味，“却”表达的是一种违背了原计划的意思，到樊川游访并不是韦庄的原始意愿，他把奉使入蜀看成是一个机遇，但是结果却只是在樊川游玩。当时时值秋天，樊川的秋景在韦庄眼里是一片凄凉萧条。

　　接着诗人以魏晋文人应玚、刘桢、嵇康、阮籍自比：“应刘去后苔生阁，稽阮归来雪满头。”极言人去楼空，苍苔入阁，老大归来，华发满头。由于诗人亲历黄巢之乱，家人离散，四处逃亡，自然触景生情，发出感慨：“谁说乱离只有燕，我今偷闲不如鸥。”燕窝被取，众燕离散，沙鸥击水，何时能歇？诗人用燕子和鸥鹭来自比，诉说了自己遭遇的家国不幸。

　　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家园如今已是断瓦残垣。“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沧海桑田，无人看见。横笛悠扬，仪仗催发，诗人禁不住老泪纵横。韦庄一生历经宣、懿、僖、昭四代唐皇及后来的前蜀，身逢乱世，背井离乡，怀才不遇，命运坎坷。但他毕竟志向远大，人生的境遇，造就了他悲凉的诗风。

　　这种感伤的情怀，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写景状物，皆着悲色；叙事说人，更具悲情；援引典故，亦出悲声。诗人于景福二年（893年）初回长安时也有《长安旧里》一诗：“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诗中景物与人事，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在唐末悲感诗作中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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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这是一首咏荷诗，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怜惜之情。展现出诗人的婚前大胆追求阶段内心美的期待与欢会时的情景。

　　“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诗一开头便极言荷花之芙，先说它的色，后写它的香。就其色而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十亩方塘，田田绿盖。颜色纯净，姿态婷婷，摇曳在清风之中，那种清新明丽之美和那红绿相映所产生的美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其色如此，其香也独具一格，英特点是“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这既“远”又“清”的芳香在群芳之中的确是少见的，所以，从色彩和香气上看，荷花确实不同一般的凡花俗卉。难怪诗人惊叹它“无色可并”，无香可比，深深地迷恋上它，实际上这是诗人为爱侣的美色而醉心。
 
　　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前一句是在月下观赏，后一句是在夕阳下观赏。调整后的语序是：“金羁落晚过，瑶席乘凉设。”夕阳下的荷花自有一番风韵，那鲜艳的花朵衬着碧绿的荷叶，本已娇媚非常，这时它上面又洒上了夕阳的金辉，带上了“金羁”。就更加鲜艳绚丽、光彩照人了！而月下的荷花，那种朦朦胧胧的美也是令人心醉的，淡淡的夜色。皎皎的月光。这是荷花的衬景。徐徐的清风，摇动着花朵花叶，又给这奇妙的画面增加了动感。此时的荷花娇美轻盈，摇曳多姿，仿佛月中的仙子，款款移步于琼楼玉宇之中，与特有的环境，特有的氛围交织共融，产生梦幻一样的关，这两句的实际内容是诗人从傍晚到黑夜约会情人，面对爱侣时的情形。诗人同时写的《曲池》一诗有“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的诗句，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五、六两句“回衾灯照绮，渡袜水沾罗”也是描写与爱侣的欢会。前四句主要是托物寓意，用的是曲笔，写得比较“隐晦”，而这两句近于写实，比较明显。前一句侧重于场面描写：又点亮了灯，明亮的灯光照着锦被。由这场景可知两人的感情达到何种地步了。后一句重在写人，交待得十分清楚：女方是渡水而来，罗袜已经被水打湿了，表现出女子的痴情，也表现出诗人的细心。

　　最后两句“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是叹别。“前秋”是秋前之意，因为前面是“预想”．当然不会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棹歌”一句是用典。《南史·羊侃列传》记载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此外“梦棹歌”即“梦采莲”之意，也即梦想再次相会的意思。“莲”，是“怜”的谐音，“采莲”（怜）意为求欢。这一联中的第一句，推开了一步：诗人此时本来是和情人欢会。

　　鱼水相得，可是却又忽然间发愁了。愁什么？原来他想到在秋天到来之前就要与恋人分别了。于是便预想起别后的情况：天各一方，不易相见，只能是“梦棹歌”，即只能在梦中相会了。相会之时想到离别。心中犯难；离别之后，又难相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啊！这推开一步的预想，从侧面透露出两人感情的深度，所以，当诗人的这位爱侣后来亡故之后，他故地重游之时。眼见凤去楼空，抚令追昔，无限凄楚：“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在那荷叶初生的春天我与你相遇，并从此增添了离愁别恨，而今你像枯荷一样谢世了，只留给我一片凄凉。只要我身在人世，对你的情意就永远不会消失。曲江池头那无尽的流水啊，你带给我多少惆怅！可见《荷花》一诗，不是一般的咏物诗，它是李商隐爱情生活的写照。

　　这首诗主要用象征手法，借描写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事。本来是描写自己热恋之人，但却不直接描写女方本身，而是以荷花出之。即使是描写欢会之事，也不用直白之笔，而是通过“衾绮”、“罗袜”来侧面暗示，没有露骨、庸俗的平直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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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开头两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自下而上仰望，只见巍然高耸的宝塔拔地而起，仿佛从地下涌出，傲然耸立，直达天宫。用一“涌”字，增强了诗的动势，既勾勒出了宝塔孤高危耸之貌，又给宝塔注入了生机，将塔势表现得极其壮观生动。

　　接下去四句：“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写登临所见、所感，到了塔身，拾级而上，如同走进广阔无垠的宇宙，蜿蜒的石阶，盘旋而上，直达天穹。此时再看宝塔，突兀耸立，如神工鬼斧，简直不敢相信人力所及。慈恩寺塔，不仅雄伟，而且精妙。　

　　再下去四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写登上塔顶所见，极力夸张塔体之高，摩天蔽日，与天齐眉，低头下望，鸟在眼下，风在脚下。这鸟和风，从地面上看，本是高空之物，而从塔上看，就成了低处之景，反衬宝塔其高无比。

　　下面八句，以排比句式依次描写东南西北四方景色。“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描绘东面山景，连绵起伏，如滚滚巨浪；“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状摹南面宫苑，青槐葱翠，宫室密布，金碧交辉；“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刻写西面秋色，金风习习，满目萧然，透着肃杀之气；“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写北边陵园，渭水北岸，座立着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它们是前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位君王的陵墓。当年，他们创基立业，轰轰烈烈，如今却默然地安息在青松之下。诗人对四方之景的描绘，从威壮到伟丽，从苍凉到空茫，景中有情，也寄托着诗人对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忧思。

　　末了四句，“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诗人想辞官事佛，此时，岑参得知，前方主将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当朝皇帝唐玄宗，年老昏聩；朝廷之内，外戚宦官等祸国殃民；各方藩镇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图谋不轨，真可谓“苍然满关中”，一片昏暗。诗人心中惆怅，认为佛家清净之理能使人彻悟，殊妙的善因又是自己向来的信奉，因此想学逢萌，及早挂冠而去，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大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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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