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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舠沿郴水北,五虹跨长江。岂无泷滩迅,险石如宜章。

行行出江口,迤东岐桂阳。吾直纵一苇,顺流赴衡湘。

水滨勿惊鸥,与尔机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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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嵩

广东南海人,字振卿。嘉靖十三年举人。二十三年官应天通判,进治中,屡摄尹事,治堤筑防,平反冤狱,多有善政。迁南京刑部员外郎,进郎中,又迁曲靖知府,以老罢,年仅五十。早年从学于王守仁,讲学罗浮山,学者称弼唐先生。在官常集诸生相与讲习。后复从湛若水游。有《刑曹志》。 514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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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影摇红·辜负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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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釭待。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梨花带雨,柳絮迎风,一番愁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釭待。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梨花带雨,柳絮迎风,一番愁债。
尽管天工奇巧,春光浩荡,我却无心观赏,辜负了良辰美景。梦中的一晌欢触动心中愁绪,只好静静靠在银灯前坐待天明。隔水的红兰可采撷。坐上小船,听到橹声不禁暗自伤心。梨花带着雨点,柳絮迎着春风,一番离愁别绪。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回想当年,精致美丽的楼阁生发着光彩。早上弹着瑶琴晚上弹着银筝,歌舞不歇潇洒快意。一夕之间改朝换代,暗自销魂,繁华不再。如此多的侍女和门客都离散了,令人凄凉感慨。

参考资料:

1、 孙文光,彭国忠著.明清词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02:81-82

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釭(gāng)待。隔浦(pǔ)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ǎi)乃。梨花带雨,柳絮迎风,一番愁债。
烛影摇红:词牌名,双调四十八字,前段四句两仄韵后段五句三仄韵。天工:自然形成的工巧,与人工相对。九重:传说天有九重,因以指天。春如海:形容春光繁丽,浩荡如海。银釭:银白色的灯盏、烛台。代指灯。红兰:兰草的一种。欸乃:行船摇橹声。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市朝:本指市场和朝廷,这里偏指朝,谓朝廷。金钗十二:即金钗十二行,后以喻姬妾或侍女众多。珠履:珠饰之履,代指门客或有谋略的人。

参考资料:

1、 孙文光,彭国忠著.明清词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02:81-82

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釭待。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梨花带雨,柳絮迎风,一番愁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词的上片以佳期如梦、情人离去、雨败梨花、风吹柳絮等不如意情事,极力渲染愁怨的氛围,传达出伤心断肠的情绪;下片则描摹当年绮楼画阁、歌舞欢乐的场面,作为繁华、兴盛的象征,感叹“市朝更改”后的凄凉。全词多用对比手法,凄哀低婉,意蕴丰厚,十分含蓄。此词以一个饱经世态炎凉、彻夜孤栖难寐的思妇的口吻,喻写江山易代、缅怀先朝的感伤。

  上片字面是写思妇伤春怀人的愁绪。“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谓一派惆怅之情,开篇即溢于纸表。“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一句,见于南朝梁江淹《别赋》:“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巡层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即思妇见到带着晨露的红兰,倍觉独宿之凄楚。这几句词既是承彻夜未眠丽来的晨景,更是要引发读者对《别赋》所咏情境的联想。春景与闺怨,在词中已完全融为一体。仅就写思妇愁绪来说,此词已臻化境,具有很高造诣;而在字句之中,又寄寓着词人的故国之思,其境婉曲深沉,其情刻骨铭心,更显示出作者的过人才华。

  下片从字面看,是而今孤寂难耐的思妇对昔日繁华生涯的追忆。“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下片的开头,也同上片的开头一样,发出强烈的感慨,定下全片的基调。“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则是对当年繁华情景的具体刻画,真个是彻夜笙歌,风流体态,与今日的孤寂冷落,恰似天上人间。

  “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写的是回首当年后引起的感叹。“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意谓当年的盛况已一去不返,只留下永久的凄凉。转眼之间,一切皆空,不得不感慨万端。上下片合看,此词的抒情主人公当是流落民闻的豪门歌妓,一生经历了人世的荣辱升沉。其境遇,酷似白居易《琵琶行》中“夜深忽梦少年事”的商妇,在孤栖难眠之际,难免要回首前尘。

  此词的突出特点,就是寄托遥深,明是写闺怨,实则抒国恨。“一自市朝更改”,实为江山易代。故此词今昔对比的忧思,远比慨叹世态炎凉深广。《琵琶行》中刻画的商妇,不过是失意官宦的写照;此词中塑造的思妇,则是爱国志士的喻写。因此,感情色彩强烈,也就成为此词的鲜明特点之一,几于句句酸苦,字字锥心。这两个特点,使得此词词气超迈,境界高远,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前人对此词境界深有理解,况周颐《蕙风词话》评此词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莲社词》是南宋词人张抡的词集,“双阙中天”是其所作《烛影摇红·上元有怀》词的首句。张抡所作,直抒亡国之痛:“驰隙沆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夏完淳的词,也寄寓着故国之思,二者确乎“托旨略同”。可见简单地就字面理解,无法把握夏词的深意。

  但是,夏词与张词,在艺术手法上迥然不同。一是深有寄托,一是直言抒怀。有人未把握这一差异,把夏词也当作直接抒情的作品,以至作出不够准确的解释:“这首词作于南都陷落之后。上片写故乡松江的眼前景物,触目烟花都成愁怨。下片回忆当年南都旧事,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表现出一个青年志士对国家倾覆的无限感伤。”照此讲法,夏完淳的故国之思,只因“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而起,简直大大有损于少年英雄的完美形象。而且,这种讲法将寄托遥深的浑融之作,解作直白生硬的浅陋之作,也大大贬低了此词的艺术价值。只有把该词看作借思妇哀怨表现亡国之痛,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领会词意。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0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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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灵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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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吴县东面没有山,只在城西,山峰联在一起,山岭相叠,数量诸多;山势有起有伏,而灵岩就在其中,拔奇挺秀,像是不肯和其他山峰混为一伍。远望过去,都知道灵岩与众不同。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从山下往上走,有一座亭,在半山,大概建在这里,路人不必费太多体力就可以在此稍事休息;由亭往上,有一处幽深曲折的洞,有人说是西施洞;这里还有旺盛的泉水,相传是西施濯花之处,这里都是过去吴王夫差宴游的遗迹了。其上有草堂,可以宿息;有琴台,站在那里可以远眺四周;有轩,可以看到对面的洞庭山,轩名抱翠。有阁,可以俯瞰太湖水波,阁名涵虚;虚明动荡,因此称为奇观阁。吴郡最美的山是灵岩,而灵岩最美的地方,则是此处了。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我是吴县人,来这个地方很多次。但是每次灵岩似乎都将幽境胜景隐藏了起来,因此看不到山色的美,也找不有什么不好来,也许灵岩是存心鄙视我这样浅薄的人吧。今年春天,我跟随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公和其他十个客人再来游玩。爬到了高处,优美的山景主动出现了;进入深山,奇石自然出现了;山间雾气也为之舒展,杉树桧树也随风起舞。灵岩山,大的,小的,明显的,不明显的景色,都争着显现出它们的姿态,不再隐藏起来,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这时候才知道自己对于这山是从今天才开始明白,其实过去并不了解。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山的景致不同与寻常,尚且能待人来看,更何况人不同与常人呢?饶公观看景色有得,命随同的客人赋诗,嘱咐我为之记。我说:“天下诡奇的地方不多,而人也并非每次登山都能体会到登临的乐趣。山被人欣赏,而人欣赏山,两相成映(意为有这样的山而遇到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都不能算完全获得游览的快乐,所谓这样,疑后面所指名山、名士)。现在灵岩是名山,诸位是名士,想必真是互相不负其名。难道是偶然吗?是因为人们看到风景而心中理解,景物被领略到而理趣得以被体会吧。而我不过是粗陋的人,也跟随其中有所体会,不也是一种幸运吗?我是这里面最年轻的,不敢推辞执笔为记的任务,这样也可以私下将这份幸运记录下来”。同行的十个人是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和吴陵刘胜。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灵岩:山名,又称砚石山,在江苏苏州西南,春秋末,吴王夫差建离宫于此,有古迹多处。吴城:吴县县城。吴县、苏州在同一治所。纷纷靡靡:众多而富丽。若:像是。列:排列在一起。咸:都。有异:有特殊之处、与众不同。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节:节省。行者:路人。窈(yǎo)然:深远曲折。西施:春秋末越国美女。越王勾践把她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泓然:形容水量大。浣(huàn)花池:相传为西施濯花之处。容:供,让。栖迟:宿息。周眺览:向四周远看。轩(xuān):有廊的房屋。直:当,对着。洞庭:山名,在今苏州西南太湖中。具区:太湖的古称。用:因此。号:称为。专:独一。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亟(qì):屡次。甚亟:次数甚多。每:每每,常常。匿幽閟(bì)胜:把幽境胜景都隐藏闭塞起来。莫可搜剔:意谓找不到幽胜佳境,也挑剔不了差错。“如鄙”句:谓好像灵岩山存心鄙视我这样的浅薄的人。淮南行省:张士诚在苏州称吴王(—)后,仿元代行省建制,设淮南行省,地处当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参知政事:行省的副长官。饶公,名介,字介之,自号华盖山樵,临川(今属江西)人,元末自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事,张士诚称吴王后,任饶介为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吴亡,被俘处死。有《右丞集》。客:门客,幕僚。“升于高”四句:承上二句,意谓由于饶介这位长官来游,灵岩山就大显殷勤,登高山,就让优美山景自然出现;进深山,就让奇石突然出现。“悠然”,自在的样子。“奥”,深,指山的深处。氛岚:山间雾气。蹇舒:舒展。杉:杉树,乔木。桧(guì):也叫圆柏、桧柏,常绿乔木。幽显巨细:不明显的,明显的,大的,小的。厥状:它们的姿态。披:打开。豁:敞亮。呈:显出。露:显露。隐循:隐蔽躲闪。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公:指饶介。顾瞻:观看。顾,回头看;瞻,向上或向前看。属(zhǔ):通“嘱”,嘱咐。诡奇:奇异。“有其地”三句:大意是说,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是相应的。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都不能完全获得游览的快乐。其:这个,这样的。夫:这个。须:待。值:遇。目领:眼睛看到、接受。心解:心里理解。景会:景物被领会到。理得:理趣被体会到。“顾非”句:看起来不是一种幸运吗。欤:疑问助词。为客:意思是算作饶介的一个门客;这是谦词。少:年龄小。私识(zhì)其幸:私下里记着这种幸运。“识”,记。淮海秦约:字文仲,太仓(今属江苏)人,郡望淮海。明初应召拜礼部侍郎,因母老辞归。后来再赴京城做官,因年老难以任职,为溧阳教谕。诸暨姜渐:诸暨(今属浙江)人,元代末年客居吴郡,张士诚为吴王,任为行省从事,不久以病辞职。明初为太常博士。河南陆仁:字良贵,号樵雪生,又号乾乾居士,河南人,客居昆山,是在野的大名士。会稽张宪:字思廉,号玉笥生,山阴(古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人。张士诚为吴王时,任为枢密院都事,吴亡,隐名遁世。天台詹参:其人未详;“天台”,今属浙江。豫章陈增:其人未详;“豫章”,今江西南昌。吴郡金起,其人未详。金华王顺:其人未详;“金华”,今属浙江。嘉定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陵(今属四川),生长吴郡。张士诚为吴王,任为丞相府记室;明初任山西按察使。他与高启、张羽、徐贲齐名,称明初吴中四杰。吴陵刘胜:其人未详。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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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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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边草 一作:边月)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是 一作:都是)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边草 一作:边月)
转战南北是为了报答皇上对我的信任,南北江畔和边关的花草都笑我这一生总在奔波。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是 一作:都是)
一年三百六十日,我都是带着兵器骑着战马在疆场上度过的。

南北驱(qū)(chí)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边草 一作:边月)
南北驱驰:戚继光曾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宼的侵扰,又曾镇守北方边关。主:指明朝皇帝。边月:边塞的月亮。这里的边塞指山东沿海登州卫等地。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是 一作:都是)
江花边草:南方江边和北方边塞的花草树木。横戈:手里握着兵器。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边草 一作:边月)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多是 一作:都是)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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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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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象宋濂、刘基,永乐以来,象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之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外,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司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象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瞬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yōng)(è)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易》:即《易经》。《泰》:《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壅阏:阻塞;阻止。上:指君。下:指臣。意思是说君臣交好通气,就能志同意合。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hè)(yì),御史纠仪,鸿胪(lú)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tuān)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赫奕:显耀盛大的样子。鸿胪:职官名。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lián)、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jiǎn)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yōng)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bì),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lǚ)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在现在浙江省义乌县西北)人。元末明初文学家。蹇义:字宜之,初名瑢,明太祖朱元璋赐名“义”,巴县(今重庆市)人,明初六朝重臣。閟:古同“闭”。屡:接连着,不止一次。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wǎng)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罔:无,没有。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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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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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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