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茶行

　　这阕词中作者虽写他人的四时之事，实际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

　　此词本是以寓有四时景物为游戏的。然而于祖国，一片报效不得之忠心，却于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了出来。口里说是要用诗酒来打发生活，准备在花月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而实际却痛苦于种花的事业无人问，而惜花的心情也没有人知道。这“花”分明是有所指的。作为主战派的他们来说，大约也就是指他们统一的大业无人问，而徒有报效之热忱，竟是只有天知道了。“无人问”、“只天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和寂寞。无怪乎他要笑云儿出去这么早，鸟儿归来这么迟，放着大事不干，如此匆匆，所为何来。结合上面的“种花事业”看，则这也就是那一些蝇营狗苟之辈，为自己的利禄而紧张忙碌得可笑罢了。这一“笑”字，写出了诗人多么高尚的情怀，也写出了诗人无比巨大的悲愤。

　　词是劝人，其实也是劝自己要放开一些的，殊不知它正告诉了人，他放不开。他本想用游戏三昧的笔墨来写得轻松一点的，谁知仍然满怀悲愤，指着秃子骂和尚了。刘熙载说苏东坡的诗“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艺概》）。大约好的诗词都是这样的，稼轩此词，亦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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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已易主。在词人王沂孙那里。故国之意仍是一丝扭不断的情结。连新月也被词人赋予了这层含义。在强大的、不容置疑的永恒规律面前，词人希冀把握住一种必然。面对宗祖沉沦，今昔巨变之痛，词人借咏新月寄寓了对亡国的哀思。全词将赏月、观月，因月感怀作为线索，绵绵君国之思，全借咏月写出，托物寄怀，耐人寻味。　

　　上片描绘新月，刻意渲染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极写它的妩媚动人。“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冥。”由“渐”字领起，刻画初升的新月，烘托出一种清新轻柔的优美氛围。新月如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悬挂柳梢之上。新月渐升，月色轻笼花丛，轻柔的月色象无力笼花，若有若无地穿流于花间，不断升腾仿佛分破了初罩大地的暮霭。三句充满新意地写出新月的独特韵致。对清新美妙的新月，生出团聚的祈望。接着，“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深深拜”三字，写出“团圆意”的殷切期望。但同赏者未归，词人不免顿生“相逢谁在香径”的怅惘，欣喜和祈望一瞬间蒙上了淡淡的哀愁，新月也染上凄清的色彩。由憧憬变为怅惘，不觉以离人之眼观月。纤纤新月好象尚未画好的美人蛾眉，想是月中嫦娥伤别离之故，借嫦娥之态托出“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自伤孤独之情。 　

　　“画眉未稳”应和“新痕”。与紧扣“素娥”、“离恨”由月及人，虚托出词人委婉曲折的情愫。“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由月中嫦娥的象外兴感折回新月。在无垠的夜空中，新月象银钩似的遥挂在夜空。夜空浩茫，新月何其小也。秋空之“冷”，新月之“小”它使词人对新月的怜爱之情，具有一种幽渺的意蕴。 　

　　上片词人表达了对新月在浩茫宇宙中之渺小的怅惘之情，随之下片将笔一纵，大墨一挥“千古”振起，语意苍凉激楚。“千古盈亏休问”一语括尽月亮与人世来盈亏往复的变化规律。由此领悟到支配无限时间永恒规律的宇宙感，反观人世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容人问的悲哀。“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用玉斧修月之事，表现出极为沉痛的回天无力复国无望的绝望和哀叹。“休问”、“慢磨玉斧”（慢同谩，徒劳之意）、“难补金镜”的决绝之语，表达一种极其绝痛、惶惑和悲哀的情感。涵括着一种融历史透视和宇宙透视为一体的时间忧患意识。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总括历朝宋帝于池边赏月的盛事清景。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曾临池饮酒，学士卢多逊作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也有临池之举。王沂孙此词中的“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由感而发，寥寥几笔，写尽古今盛衰，此时已物是人非，情景凄凉之极。

　　“故山夜永”，“夜永”托出残月黯淡之景，象征亡国之哀。漫漫长夜中，永久无尽地煎熬着亡国遗民的心灵。至此，已将词人的亡国哀伤写到极致。“试待他、窥户端正”，奇峰另起，见出沉郁顿挫之姿。

　　“窥户端正”应上“团圆意”。故乡山河残破，设想他日月圆之时，“还老尽，桂花影。”桂花影，传说月中有桂树，这里指大地上的月光。月亮自是盈亏有恒，而大地山河不能恢复旧时清影，其执着缠绵地痛悼故国之情，千载之下，仍使人低徊不已。　

　　唐人有拜新月之俗，宋人也喜欢新月下置宴饮酒。临宴题咏新月，也是南宋文士的风雅习尚。赏月观月、因月感怀，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循着作者因新月而生的今昔纵横的意识情感流动轨迹，和新月相系的人情典事，寄托词人的怀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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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檐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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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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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