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菱曲（四首）

　　这首词以赋法述怀，即借用形象的语言去铺写自己的心志怀抱。上阕描写自己的壮志奇才、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策勋万里”，抱负不凡；“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浯”，才气超群，但是，终究无人相许，故难以施展抱负，“未容”二字包含了多少愤慨之情，不平之气。下阕紧承“风云无便”二句写自己的遭遇：不仅壮志未酬，抱负成空，而且“匹马尘埃，东西南北犹羁旅。”面对这种现实，作者内心充满了济世与退隐的矛盾，最后两句既是对自己的慰勉，也是对社会的控诉。万里、东西南北，境界辽阔；剑、风云、黄鹤、马，意象雄健；曲折有致，一气流贯，为明词中的佳作。

　　词的开头三句即从薛相士来访说起。“策勋万里”即立功万里，“策勋”，记功于策。“骨相”，指人的骨骼和形体相貌，古代相命以骨相推算人的命运。“有谁曾许”，指薛相士对他的骨相的称许。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他在《赠薛相士》诗中，说自己并不相信所谓自己将富贵的话，也无意出仕，但他内心对这相士的话还是颇为相信，并以此自得的。二、三句以一“笑”字领起，颇有几分得意。四、五二句，就透出了这种情绪：“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他自信自己平生的志向一定会实现，因而羞与芸芸众男女比肩并列。“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这三句是他狂放不羁、英姿勃发的年轻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显然，他不仅以一诗人自期，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他把自己不能功成名就归之于未有合适的机遇，“黄鹄”，即天鹅，“轻举”，有轻举妄动之意。高启生活的苏州一带，这时还是张士诚农民起义军活动区域，高启不肯与张士诚政权合作，他看出张士诚政权是个短命的政权。

　　词的下阕紧扣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不得志的悲哀。“何事”三句，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作了很好的概括：从十六岁起即知名于世，迄今已整整十年，这些年间，他来往于北郭、青丘间，还曾去城中一游。“匹马尘埃”一句写出了词人在尘世间苦苦寻觅报国之路的形象，十年的努力，并未使他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只恐”二句用三国时许汜与陈登的典故，作者以许汜自比，因为自己关心的只是“故园鸡黍”，故恐为陈登所笑。“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三句，写自己不平静的心境。这几年，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他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故他对这种消沉无所作为的生活状况不甘心，内心并不平静。后结二句，词意微微振起，相信自己年纪尚未老大，不应当过于失望。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词人政治上是软弱的，他有远大的抱负，却没有足够的胆识，所以当朱元璋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时，他又坚辞不受，而仅以诗人终其一生。

　　作者在词中，书写了其凌云壮志的理想与匹马羁旅的现实处境，将豪放个性、非凡才能与被迫借酒浇愁、神伤意迷的无聊生活加以对比，以抒发壮志未酬的强烈苦闷。其中如“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一气贯注，而“笛里关山”与“樽前日月”的矛盾，“黄鹄轻举”与“风云无便”的矛盾又在不经意中抒发出来，作者借“命相”说抒发牢骚，因而不能把它当做“词谶”来解读。感叹不遇，却是多哀矜己才；处困思奋，又显其自负自傲；作者的豪放，是慷慨中的“疏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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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为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为为，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疗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