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过列子庙追感顷年自淮服与居守王仆射…四韵奉寄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
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此诗前两句写盛夏暑气催得诗人靠着案桌沉沉睡去之情景；后两句写四周空无一声，惟见村童在竹林捣臼煎烤茶叶。全篇可谓简而佳妙：暑热使人醉如酒，比喻生动；眠觉而无声，点出夏日午后之静谧；山童敲茶白，其声远而清脆，“茶”又使人滋生解渴清凉之意，有如“心静自然凉”之语。

　　诗的首句，直白与细描并用，交代了夏昼的气候特点：“溽暑”，既潮湿，又闷热，这与北方迥然不同。“醉如酒”，形象地状写出了人们的难熬溽暑之态。由于湿度大，温度高，自然憋闷难禁，体力不支，心烦意懒，疲惫欲睡。这一句话张力颇大，叙事、抒情和寄慨，均由此而生发。

　　接下三句，写诗人夏昼的闲逸生活。

　　第二句紧承前脉，并与首句构成因果关系。溽暑难档，就打开北边的窗户，以透进丝丝凉意；困乏不堪，俯倚几案就酣然大睡，而且睡得既香且久。在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无一觞一咏之乐，但能身舒神爽，逸兴遄飞，岂不快哉！三四句写诗人中午醒来，万籁俱寂，只听见隔着竹林的那边，有山村的儿童敲茶臼的声音。静，它作为一种存在，要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常用的形式是借声显静，如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用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衬托，展现了一种静中之动、动中显静的自然景观。而这首诗中以有声写无声，衬托出夏日中午环境的分外幽静，从而在极端偏僻、极端孤寂的境界中，微微透露出一点空灵生动的契机。

　　诗人写闲逸的生活，写幽静的心境，反映了他在沉重压抑中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怀才遭谤，处境孤立，久贬不迁，而今是良马羁于厩内，猛虎囚禁柙中，因此对悠闲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诗人的这一苦衷却常常被一些帮闲文人画匠所歪曲，如《江雪》这一著名五绝，后来的某些画家竟屡屡以诗中情景为题材绘成《寒江钓雪图》，把渔家生活描绘成闲情逸致，飘飘欲仙，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对此，明代的孙承宗曾作《渔家》诗为其翻案：“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真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

　　艺术表现上也有可称道处。“醉如酒”，喻南方暑热，用词生新稳切；“开北牖”，看似随意，实暗含精到的诗心：惟开窗，空气通畅，才能在暑气逼人的环境下酣然熟睡，也才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山童敲击声。诗的末两句，以有声衬无声，益发展显了“无馀声”的静谧气氛。这种手法在古代诗歌中常常见到，如王藉之“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杜甫之“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题张氏隐居二首》），都是用声响来衬托一种静的境界。这种有声的宁静不仅赋予大自然以生机和灵气，更给人一种静美、和谐的诗意。

参考资料：

1、 尚永亮，洪迎华编选,柳宗元集,凤凰出版社,2007.10,第136-137页

精卫谁教尔填海，海边石子青磊磊。
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鱼龙何所为？
口穿岂为空衔石，山中草木无全枝。
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
高山未尽海未平，愿我身死子还生！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
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 　　从诗中明显看出李白的心事并不好。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夫妇，此处是李白知道主人姓焦以后的打诨；二是借《古诗十九首》中一个典故，意思是妻子为客人缝补衣服，丈夫突然回来，很不高兴，同行的客人们就唱起歌谣：“在外不容易啊，在外不容易，衣服谁来缝补啊，衣服谁来缝补？”意思是：我们和你妻子的关系是正当的，不用怀疑，而影响你们夫妻的关系。

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
轻条不自引，为逐春风斜。
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
谁言会面易，各在青山崖。
女萝发馨香，菟丝断人肠。
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
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
若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这是一首怨妇诗。李太白乃浪漫主义豪放派诗人。很多作品均狂放不羁，如“飞流直下三千尺”、“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细腻的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作品不是太多。

　　“君为女萝草，妾作冤丝花”。古人常以“菟丝”、“女萝”比喻新婚夫妇，优美贴切，因而传诵千古 。冤丝花为曼生植物，柔弱，茎细长略带黄色，常常缠绕在其他植物之上；女萝草为地衣类植物，有很多细枝。诗人以“菟丝花”比作妻妾，又以「女萝草」比喻夫君，意谓新婚以后，妻妾希望依附夫君，让彼此关系缠绵缱倦、永结同心。即所谓“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

　　“女萝发馨香，菟丝断人肠。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大意可能是说，夫君在外春风得意、如鱼得水，而妻妾却在家里忧心匆匆、痛断肝肠。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我只想用一个字来理解——怨。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妻妾在家除了相夫教子外，别无旁务，因而想入非非。我的归宿在哪里？夫君该不会在外面与别的女子“共芬芳”、做“鸳鸯”吧？

　　“若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妻妾向夫君表明态度：夫君啊！假如为妾的有二心的话，那么海水也可以用斗来量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海枯石烂不变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