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道人有诗云直须认取主人翁作两绝戏之

　　《蝶恋花》词牌一般以抒写缠绵悱，恻之情为多，似此词以健笔写景，而能大气包举，摄人心魂，观之词史，实为罕见。一字一句是真是实，又迷离惝恍如梦如幻。词境超迈，意象玲珑，令人佩服其凌云健笔。

　　“千古”三句点出海岱楼的地理位置。首句将地名嵌入，有助于晶莹澄澈意境的塑造。李白《蛾眉山月歌》说：“蛾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岱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蛾眉山月”、“平羌”、“清溪”等词，均于地名中寓情境，米芾正是借鉴了李诗的这种手法。下阕则以想象、比喻等手法，描绘了明月初升、如梦如幻的岱上奇观。作者描绘海市蜃楼、蓬莱仙山等人间仙境，都是为了营造气氛，衬托明月，则最后两句无疑就是点睛之笔，突出了题目“海岱楼玩月作”。词中写景之作，有柳永的《望海潮》，写月之作，有苏轼的《岱调歌头》，但柳词重点在于摹写人间美景，苏词重点在于对月抒怀，米芾此作则是以想象的笔调，描绘了梦幻般的月色，在表现上自有其独特性。

　　这首词的上阕，首先从海岱楼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手。“千古”一句，是对涟岱全境的景色的总写。涟岱为岱乡，当时境内有中涟、西涟、东涟诸岱，是黄河由淮河入海的必经之地，且东濒大海，北临运河，岱乡清绝，故以“涟漪”称之。然后特出一笔，写海岱楼之高拔地而起，“下瞰秦淮尾”，形容楼高用了夸张手法。“岱浸”二句承“下瞰”而来，转而描写碧天浸沉在岱中，然后又由如岱的碧天联想到“广寒宫阙”，这便引出一个“月”字，从而为下阕写月出作好铺垫。但“广寒宫”是由岱中碧天联想到的虚写，作者的笔墨仍然是倾注于“人间世”，上阕的全部重点均在“人间世”，“广寒宫”也是为修饰“人间世”而出现的。

　　词人在下阕所写“玩月”。但首句却不去写月，而是写“海市”。但这首词中的“海市”，并非实写，写海才是实际，从而再次为月出作铺垫。经过再三铺垫，曲曲折折，月亮终于在千呼万唤之后出海：“鳌戴三山，顷刻随轮至。”这两句写月出，表面看来是写“三山”随月轮而至，月未出时“三山”暗，月出则“三山”明，月亮似乎瞬间移至眼前。这实际上还是写月，“三山”只是作为月的反衬物出现的。看似“三山”至，实即月轮出，这种笔法实际是借此写彼。这两句不仅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写得神采飞动。“顷刻”一词，写出了月轮出海时的神气和凌厉。词中真正写“玩月”，只是最后两句：“宝月圆时多异气，夜光一颗千金贵。”这是巧借同名之珠以赞美圆月之可贵。这两句，前句重在其“异”，后句重在其“贵”，由于“异”所以“贵”。一轮明月，不知产生过多少神话，神奇之至，亦美妙之至，月也因此而提高了身价。月在古人眼中是群阴之宗，对其崇拜备至，所以这两句也包含着作者对于月的种种幻想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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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稼轩词多是感时抚事之作，并且词情豪放。即或是送别词，也多是慷慨悲吟，此词即是如此。这首词是公元1172年（宋孝宗乾道八年）作者在滁州任上，为送他的同事范倅赴临安而作。范倅，名昂。这次范昂被召回临安，作者对他寄与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能受到皇帝的重用，并热情地鼓励他到前方去筹划军事，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作者借送别的机会，倾吐自己满腹的忧国深情，在激励友人奋进之时，又宣泄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慷慨悲凉之情，磊落不平之气，层见叠出。

　　上阕头三句“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陡然而起，直抒胸臆，以高屋建瓴之势笼罩全篇。苏轼有“对尊前，惜流年”的词句（《江神子·冬景》），此处便化用了但感觉更深沉悲慨。词人意有所郁结，面对别酒随事触发。本意虽含而未露，探其幽眇，“老来”两字神貌可鉴。词人作此词时正值壮年，何以老迈自居，心情萧索至此呢？词人存其弱冠之年“突骑渡江”，率众南归后，正拟做一番扭转乾坤的事业，不料竟沉沦下僚，辗转宦海。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他出任滁州知州，乃是大材小用，况且朝廷苟安，北伐无期，旌旗未展头先白，怎能不“对别酒，怯流年呢？”“况屈指中秋，怯分好月，不照人圆。”作者身处政治逆境中，对于寒暑易节，素魄盈亏，特别敏感，双眼看友人高蹈离去，惜别而外，另有衷曲，于是浮想联翩，情思奔涌。“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都不管”和“只管”道尽“水”与“西风”的无情，一语双关。既设想了友人别后归途的情景，又暗喻范氏离任乃朝中局势所致。以西风喻恶势力，在辛词中不乏其例。如“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满江红》）归船何处去？联想更深一层。“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笔锋陡转，变刚为柔，一种浑厚超脱的意境悠然展现出来，前句用张翰的故事，后句用黄庭坚的诗意，使人读之翕然而有“归欤”之念。此二句当是悬想范倅离任后入朝前返家的天伦之乐。

　　下阕，转到送别主旨上。“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由上阕末句初跌而出，格调转亢，与上面“归欤”之境构成迥然不同的画面。词人有意用积极精神，昂扬语调，为友人入朝壮色。头二句言友人入朝前勤劳忠奋，三句言朝廷求贤若渴。“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好一派君臣相得，振邦兴国的景象！夜里在承明庐修改诏书，又奉命去筹划边事，极言恩遇之深。承明，庐名，是汉代朝官值宿（犹后代的值班）之地，词里借指宫廷。这几句寄托了词人的理想，表明愿为光复中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大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永王东巡歌》）的气概。下面再一转折，将滔滔思潮訇然闸住。“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变奋激昂扬为纡徐低沉。倘若友人去了京城，遇到老朋友，可以告诉他们，自己仍然是借酒销愁，为酒所困。长安，这里代指南宋都城临安。“愁肠殢酒”乃化用唐未韩偓《有忆》诗“肠殢？酒人千里”句，殢是困扰之意。话语外表露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无限悲愤。

　　前面几经翻跌，蓄意蓄势，至结尾，突然振拔：“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词人醉中张弓满月，空弦虚射，却惊落了秋雁，真乃奇思妙想。“目断”两字极有神韵，其实是翻用《战国策》“虚弓落病雁”的典故，可是不着痕迹。一个壮怀激烈、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两句显现出来，他的情怀只能在酒醉后发泄出来。正如清陈廷焯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慨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白雨斋词话》）

　　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在于联想与造境上。丰富的联想与跌宕起伏的笔法相结合，使跳跃性的结构显得整齐严密。全词的感情由联想展开。“老来情味减”一句实写，以下笔笔虚写，以虚衬实。由“别酒”想到“西风”，“归船”；由“西风”、“归船”想到“江上”，灯前下边转到朝廷思贤，再转到托愁肠殢酒，最后落到醉中发泄。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反而正，感情亦如江上的波涛大起大落，通篇蕴含着开阖顿挫、腾挪跌宕的气势，与词人沉郁雄放的风格相一致。

参考资料：

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参考资料：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