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新柳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参考资料：

　　该诗赞美牡丹花的仙气神韵。前二句说明牡丹人人爱。 “好物华”就是好景色，洛阳城里的好景色让牡丹花占据并垄断了，谁人不喜欢，从人们的普遍爱好和崇尚着笔，直截了当。表面是提问，实是表明牡丹人人皆爱，“占断城中好物华”一句，即是对提问的回答。暮春时节，群芳凋谢，牡丹独开，享尽春光，占断万物之风光，无怪人称牡丹是“国色天香”。

　　“疑是洛川I神女作”，以虚拟之笔，将牡丹与传说中的美女洛神比类，曹植《洛神赋》描绘洛川神女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飙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此诗结句“千娇万态破朝霞”，即取意于《洛神赋》，将牡丹之形、态、色以一“破”字托出。洛神是“皎若太阳升朝霞”，而牡丹是“千娇万态破朝霞”，犹言牡丹花放射着洛神的灵气，干姣百媚、千姿百态，神女般地钻出，犹如朝霞样的神奇。 “破”字形象，有种活灵活现的态势。诗人以洛神喻牡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见诗人是用了加倍衬托的艺术手法，其诗法之精妙，自不待言。

参考资料：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诗题取第一句中的四个字，是李商隐诗中公认较为难懂的作品之一。诗歌看去内容散乱，解构松散，难以建立联系，然而若把握了诗人心理的变化，诗的脉络就不难发现。

　　这首诗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和逻辑联系，凭借心里直觉反映内心的微妙变化，跳跃性极强，但也显得晦涩难懂。李商隐的著名诗作《锦瑟》和《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进行结构，章法手法上都与《银河吹笙》相似。因此在解读上也十分相似。

　　首联写吹笙的环境，用暗示的手法，烘托凄凉景象。诗人在平明十分，徘徊在微冷的院落之中，满腹愁绪地遥望着银河，靠吹笙向上天传达自己的诉求。“怅”、“寒”、“冷”三字虽描写的是环境，却渲染了冷寂的氛围，暗示诗人内心的凄然。“银河”意象出现，诗人用以与自己的处境对比，暗示自己的处境尚且不如一年才能见一面的牛郎织女。诗人触景生情，使心境与环境融为一体，互相证明，互相沟通，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悲伤。

　　颔联记述了诗人吹笙的内容。“重衾幽梦”指夫妻生活美好和谐，尤如梦幻。李商隐虽仕途坎坷，却遇到了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妻子，李商隐对她尊重、怜爱有加。然而妻子早亡，诗人悲恸欲绝。因此诗人在这里只能在回忆中回想当时种种过往，沉浸在梦幻的幸福与温馨中。但是诗人的美梦却被中断，现实无情地敲醒了诗人，美梦幻灭的诗人更为痛苦。他感觉自己就像窗外孤苦伶仃、通宵惊啼的雌鸟一般。李商隐始终处于幻想和现实之间，被梦想破灭的痛苦折磨着，内心失落而孤独。

　　颈联写眼前景物，虚实结合，全写景而落于情。诗人看到曾与妻子游赏的地方，不禁幻想当时的情景。月光温润如玉，像一片轻纱一样笼罩着台榭边的繁花，此时这些迷人的小花，应该在春雨的滋润下花繁叶茂了。然而就在此时，现实击败了梦魇，一阵寒风透过窗外，屋内红烛摇曳不定。透过布帘望向窗外，一片萧瑟，青霜带寒，凄凉至极。两句一扬一抑，先写夫妻间形影相随的温馨场景，进而寒风刺骨，将诗人从梦幻中拉回现实。他猛然惊醒，才念及斯人已去，空留断壁颓垣。在大起大落的对比中，传达诗人内心极大的思念与痛苦，虚实相映，不见斧凿，是真情流露。

　　尾联抒发诗人的梦想与执著。夜半时分，他像王子晋一样吹笙，不过是效仿湘灵，借音乐抒发内心矢志不渝的痴情，并不是要升仙。诗人连用两个典故。上句“缑山”取典汉刘向《列仙传》，该故事讲王子晋好吹笙，最终在缑山成仙。下旬“湘瑟”取典干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题由《楚辞》中“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中摘出。湘灵是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在洞庭湖溺水死后成为湘水女神。两个典故的运用，表明了自己对爱情的执著纯真，感人肺腑。

　　此诗安排巧妙，看似散乱而实则严密。同时敢于打破常规，体现了诗人意识的流动和情绪的微妙变化。诗人多用对比手法，乐景哀景交替出现，渲染诗歌悲伤氛围，极其动人。

参考资料：

　　此诗是大历二年（767）重九日杜甫在夔州登高之作。诗人联系两年来客寓夔州的现实，抒写自己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感慨，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都远在一般登高篇什之上。

　　首联表现了诗人浓烈的生活情趣。诗人在客中，重阳到来，一时兴致勃发，抱病登台，独酌杯酒，欣赏九秋佳色。诗人酷好饮酒、热爱生活的情态，便在诗行中活现。

　　颔联诗笔顿转。重九饮酒赏菊，本是古代高士的传统，可是诗人因病戒酒，虽“抱病”登台，却“无分”饮酒，遂也无心赏菊。于是诗人向菊花发号施令起来：“菊花从此不须开”！这一带着较强烈主观情绪的诗句，妙趣神来，好像有些任性，恰好证明诗人既喜饮酒，又爱赏菊。而诗人的任性使气，显然是他艰难困苦的生活遭遇使然。这一联，杜甫巧妙地使用借对（亦即沈德潜所谓“真假对”），借“竹叶青”酒的“竹叶”二字与“菊花”相对，“萧散不为绳墨所窘”（《诗人玉屑》），被称为杜律的创格。菊花虽是实景，“竹叶”却非真物，然而由于字面工整贴切，特别显得新鲜别致，全联遂成为历来传诵的名句。

　　颈联进一步写诗人瞩目遐思，因景伤情，牵动了万千愁绪。诗人独身飘泊异地，日落时分听到一声声黑猿的啼哭，不免泪下沾裳。霜天秋晚，白雁南来，更容易触发诗人思亲怀乡的感情。诗中用他乡和故园的物候作对照，很自然地透露了诗人内心的隐秘：原来他对酒停杯，对花辍赏，并不只是由于病肺，更是因为乡愁撩人啊！

　　尾联以佳节思亲作结，遥怜弟妹，寄托飘零寥落之感。上句由雁来想起了弟妹音信茫然；下句哀叹自己身遭战乱，衰老多病。诗人一边诅咒“干戈”象逼命似的接连发生，一边惋惜岁月不停地催人走向死亡，对造成生活悲剧的根源──“干戈”，发泄出更多的不满情绪。这正是诗人伤时忧国的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

　　此诗由因病戒酒，对花发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结尾将诗的主题升华：诗人登高，不仅仅是思亲，更多的是伤时，正所谓“杜陵有句皆忧国”。此诗全篇皆对，语言自然流转，苍劲有力，既有气势，更见性情。句句讲诗律却不着痕迹，很象在写散文；直接发议论而结合形象，毫不感到枯燥。写景、叙事又能与诗人的忧思关合很紧。笔端蓄聚感情，主人公呼之欲出，颇能显示出杜甫夔州时期七律诗的悲壮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