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览史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抿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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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魂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

参考资料：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欲作鱼梁云复湍，因惊四月雨声寒。
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
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

　　（一）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久七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

　　（二）

　　第二首诗写浣花溪，状其水势浩大，借“欲作鱼梁”而抒情，非真“欲作鱼梁”也。因为“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杜诗详注》卷十三引）对此解说，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是为公所愚也”。他说：“须知‘蛟龙，之想，只从‘云覆、‘雨寒，生出，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是有道理的。但浦氏以为这首诗“为作鱼梁而赋，而自况不凡”，则未免有点牵强。其实，这首诗并非什么“自况”，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这才是“不敢安”三字的真实含意。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无所奢求，但仍难保不测。诗中谓溪下有坟龙，时兴云雨，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十分形象化，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这也正是诗人当时“三年奔走空皮骨”的心理状态。

　　（三）

　　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此诗两两对杖，写法非常精致考究，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十分自然流畅。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白鹭、青天给人以平静、安适的感觉。“鸣”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上”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黄、翠、白、青，色泽交错，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诗句有声有色，意境优美，对仗工整。一个“含”字，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西岭”，即成都西南的岷山，其雪常年不化，故云“千秋雪”。“东吴”，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国号为吴，也称东吴。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千秋雪”言时间之久，“万里船”言空间之广。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襟何等开阔！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境界开阔，情志高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又舒畅开阔，实为千古名句。

　　苏轼曾经说过：“少陵翰墨无形画”。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江水、雪山，色调淡雅和谐，图象有动有静。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一行白鹭映于碧空；远处高山明灭可睹，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近处露出半边茅屋，门前一条大河，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从颜色和线条看，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点线面有机结合，色彩鲜明而又和谐。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四）

　　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王嗣爽《杜臆》说：“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杜诗详注》卷十三引）。今影印本《杜臆》元，仇氏（仇兆鳌）当另有所据。”前两句写药圃景色，种药在两亭之间，青色叠映，临窗望去，油然而喜。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但就药寄慨，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仇兆鳌注：“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浦起龙亦说：“空山隙地，萧间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可以参看，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但仍担心着“不测风云”，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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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描写了诗人同表弟在乱离中不期而遇而又匆匆话别的伤感场面，抒发了真挚的至亲情谊和人生聚散离合无定的感慨，从侧面反映了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全诗用凝炼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生动的细节，典型的场景，层次分明地再现了社会动乱中人生聚散的独特一幕，具有强烈的生活真实感。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开门见山，介绍二人相逢的背景。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出离别已有十年之久。二是说明这是社会动乱中的离别。它使人想起，发生于李益八岁到十六岁时的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混战、外族入侵等战乱。三是说二人分手于幼年，“长大”才会面，这意味着双方的容貌已有极大变化。他们长期音信阻隔，存亡未卜，突然相逢，颇出意外。句中“一”字，表现出这次重逢的戏剧性。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正面描写重逢。他们的重逢，同司空曙所描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中的情景显然不同。互相记忆犹新才可能“疑梦”，而李益和表弟却已经对面不能相认了。看来，他们是邂逅相遇。诗人抓住“初见”的一瞬间，作了生动的描绘。面对陌生人，诗人客气地询问：“贵姓？”不由暗自惊讶。对一个似未谋面者的身份和来意感到惊讶。

　　“称名”和“忆旧容”的主语，都是作者。经过初步接谈，诗人恍然大悟，面前的“陌生人”原来就是十年前还在一起嬉戏的表弟。诗人一边激动地称呼表弟的名字，一边端祥对方的容貌，努力搜索记忆中关于表弟的印象。

　　诗人从生活出发，抓住了典型的细节，从“问”到“称”，从“惊”到“忆”，层次清晰地写出了由初见不识到接谈相认的神情变化，绘声绘色，细腻传神。而至亲重逢的深挚情谊，也自然地从描述中流露出来，不需外加抒情的笔墨，已经为读者所领略了。

　　颈联“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表现了这倾诉别情的场面。分手以来千头万绪的往事，诗人用“沧海事”一语加以概括。这里化用了沧海桑田的典故，突出了十年间个人、亲友、社会的种种变化，同时也透露了作者对社会动乱的无限感慨。

　　两人热烈地交谈，从白天到日暮才停下话音。叙谈时间长，正表明他们情谊的深长。“暮天钟”并不是单纯作为日暮的标志而出现的。它表明二人叙谈得十分入神，以至顾不上观望天色的变化，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才使他们意识到原来已是黄昏。作者在这一联，避实就虚，择取了叙旧时间很长这个侧面，表现出二人欢聚时的热烈气氛和激动心情。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明日”，点出聚散匆匆。“巴陵道”，即通往巴陵郡（今湖南岳阳）的道路，这里提示了表弟即将远行的去向。“秋山又几重”则是通过重山阻隔的场景，把新的别离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用“秋”形容“山”，于点明时令的同时，又隐蕴着作者伤别的情怀。从宋玉开始，就把秋天同悲伤联系在一起了。“几重”而冠以“又”字，同首句的“十年离乱”相呼应，使后会难期的惆怅心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不以奇特警俗取胜，而以朴素自然见长。全诗以凝炼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生动的细节，典型的场景，层次分明地再现了社会动乱中与亲人久别后不期而遇又匆匆离散的场面，抒写了亲人间真挚的情谊，也表现了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无奈。诗人借时事动乱中人生聚散的独特一幕，表达出无尽的诗情。

参考资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