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杂咏十九首·李径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参考资料：

　　此诗写除夕之夜旅居之感怀。崔涂曾长期流落于湘、蜀一带，此诗为诗人客居四川时所作。此诗抒写诗人避乱流离巴蜀，旅途之中适逢除夕之夜的惨淡心情。全诗核心是一个“悲”字。首联即对，起句点地，次句点人，气象阔大；颔联写除夕客居异地的孤独；颈联写亲眷远离，僮仆成了至亲，再烘托“独”字；尾联点出时逢除夕，更不堪漂泊。全诗流露出浓烈的离愁乡思和对羁旅的厌倦情绪。

　　“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写离乡的遥远和旅途的艰辛：感叹三巴道路的迢远，感叹与故乡的万里相隔。诗人只身流离万里之外，举目无可亲之人，生活的艰辛，生命的危险，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迢递”“羁危”用字精炼而准确，让人顿感起笔之突兀。同时，“三巴路”“万里身”又显得气象宏大，真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生动地反映出巴蜀的山川形势。虽是深挚地抒发飘泊天涯的无限情怀，却并不给人以萧瑟的感觉。

　　“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具体地描绘出了异乡除夜的凄凉。住所外面，是覆盖着残雪的乱山；屋里，孤零零的一支蜡烛陪伴着诗人。“乱山”、“残雪”既是写旅居的环境，也是在烘托诗人除夕之夜的纷乱、凄凉的心清。写山用一“乱”字，展现其杂乱的形态，借以写诗人诸事纷杂的心态；写雪用一“残”字，既扣住了时令，又写出残冬余寒未消，借以表现心境的凄冷。此二字皆诗人匠心运筹、刻意锤炼的笔墨。“孤烛”二字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往年过除夕，合家团聚，虽说生逢乱世，节日清贫，总还是快慰的；如今过除夕，却是独自一人处在异乡，论相伴者，只有无言的蜡烛，而蜡烛又是孤独一支，“孤烛”照孤客，孤客对“孤烛”，物态人情，相互映衬，有力地揭示出诗人孤苦的心境。此句与马戴的《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一句，可谓是异曲同工，同样扣人心弦，读来令人心碎。

　　“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真切地写出了久别家乡之人常有的亲疏情感。文字虽直朴，道情却非常细腻曲折。在家时，有骨肉相伴，自然感觉不到僮仆的可亲之处；如今飘泊在外，远离了亲人，与骨肉远隔，无法与亲人们一同迎接新年，故而对于身边朝夕相处的僮仆才倍感亲近，同时也为除夕增添了一些欢乐。对僮仆感情的转变，固然是好事，但这也暗中陈述诗人当时处境的寂寞孤独和生活的拮据困窘。诗人用笔巧妙，明写“情亲”之乐，暗道羁旅之苦，于无字之处发出一片浩叹。此联语言质朴，感情细腻，与第二联互相映衬，真挚感人。

　　“那堪正飘泊，明日岁华新”，归结本题意旨，言不堪在这飘泊的生涯里过此除夕，想到明日又增一岁不禁愁苦万分。所以，诗人寄希望于新年，祈祷不再漂泊流离，显得顺理成章，真切自然。这种结尾统摄了全篇的情感，把叹羁旅、思故乡、念骨肉、感孤独诸多纷杂的心绪归为“那堪”二字，以强化之，又用“明日岁华新”把这些思绪框定在“除夜”，意境鲜明，结构严谨。句中的“明日”紧扣题中的“除夜”二字，于篇末点题，强烈地表达了诗人不堪忍受的异乡飘泊，希望早日结束羁旅生涯的愿望。离愁乡思，发泄无余。

　　全诗语言朴素，铅华皆无，于平实之处涌动真情，意境苍凉，语言工丽，感情真挚，刻画细腻，情韵幽绝，感人至深。“乱山”一联堪称佳句，令人回味无穷。

　　崔《除夜有感》：“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读之如凉雨凄风飒然而至，此所谓真诗，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按崔此诗尚胜戴叔伦作。戴之“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已自惨然，此尤觉刻肌砭骨。崔长短律皆以一气斡旋，有若口谈，真得张水部之深者。如“并闻寒雨多因夜，不得乡书又到秋”、“正逢摇落仍须别，不待登临已合悲”，皆本色语佳者。至《春夕》一篇，又不待言。

参考资料：

　　月光照着南京，诗人不尽悲从中来。星星还是那几颗星星，而金陵的王气却像东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路之尽头是浩淼的湖水，古墓上的苍松翠柏老态龙钟；昔日那么繁华的妈鹊观、凤凰楼、清暑殿和乐游苑，也都荒废残破，少有人来。萧瑟的秋风中，还可以听到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

　　金陵自三国东吴以来，连续是好几个朝代的首都，在帝王将相的经营下，它的繁华程度和消费水平达到了顶点。东晋在这里定都以后，建造清暑殿，重楼复道，是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南朝宋修驰道，一直通到玄武湖，长达十余里。凤凰山上有凤凰楼，覆舟山下有乐游苑，从山南到山北，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宫观台榭。南朝齐诗人谢眺作诗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金陵，文学艺术也发展繁荣起来。这首先是因为皇帝的提倡，而且好几位皇帝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大批文士；其次也因为金陵地处江南，民歌流行，艺术土壤丰厚，滋养出华丽璀璨的艺术之花。

　　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面对着傲岸的诗人李白，只剩下萧瑟的秋风和素净的月光。秋风里，隐隐传来《韦树后庭花》的乐声，这种靡靡之音，这种亡国之音，这昭示着金陵衰落原因的曲子，现在还在被人唱着！

参考资料：

　　此诗第一句交代宴饮的地点，为下文的展开写出了规定的场景。第二联把大臣们写得不同凡俗，更恰到好处地吹捧了皇帝。第三联突然笔锋一转，由宴会写到了东庄周围的环境。最后归结到宴会上来，收住上文，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诗用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来介绍长宁公主的别墅，虽然辞藻过于华丽，但是皇家庄严肃穆的一面描绘得很具体，使人对皇帝家那种威严奢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宰相，李峤写出如此的文章似乎很天经地义，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李峤既将政治目的融到了诗里，又严格按照五言律诗原有的体裁来编辑词汇。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花团锦簇般的修辞堆在那里，皇家的气派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辞藻方能说明。大多数应制诗、侍筵诗都是如此。此诗俗处在于空泛，这也是大多数此类诗词很难跳出的套路。

　　这首作品是典型的侍筵诗。侍宴写的诗，多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少酸甜苦辣的隽永名言，这样的诗其实流传不广，因为没有什么用，充其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玩一下生涩怪癖的文词，应景显才之为而已。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