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是回顾宋朝屈辱的历史。也许作者出于对前首词所提及的“后死无仇可雪”问题的担忧，这首词开头第一句“离乱从头说”似乎就有意提出人们早已忘却的往事，以引起回忆。“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是追述自宋初以来长期的耻辱外交。早在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时，便以“澶渊之盟”向辽国岁赠白银十万两，绢缯二十万匹，换取中原的暂时和平，首开有宋以来向外族纳贡的先例。其子仁宗赵祯时，向辽国岁贡银绢又各增十万两、匹。此后，辽亡金兴，北宋朝廷又转而向金纳贡，数额有增无减。但是，这种作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引起对方的觊觎，得寸进尺。于是河洛尽失，而宋室乃不得不南渡，以求苟安。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宋统治者竟至把屈辱说成是爱民。如仁宗所宣称的：“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斯物（指银缯）非所惜也。”（见魏泰《东轩笔录》）真是以罪为功，恬不知耻！陈亮在这里说：“爱吾民、金缯不爱”，即刺此事。虽然作品并未罗列上述史实，只用“蔓藤累葛”四字，已足将百余年来宋室历次丧权辱国、妄冀苟安的罪责揭露无遗。

　　下一句“壮气尽消人脆好”进而再揭露统治者多年来在“爱吾民、金缯不爱”的幌子掩护下推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就全局来看，南宋形势是“壮气尽消人脆好”，以这样温顺脆弱销烁殆尽的民气、士气，去对付对方的进逼，其结果就只有“冠盖阴山观雪”——珠冠华盖的堂堂汉使到金廷求和。可是，他们的交涉不能取得任何胜利，惟有陪侍金主出猎阴山，观赏北国雪景而已。作者想到这里，不禁感叹道：“亏杀我、一星星发！”痛惜自己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到的竟是如此耻辱的现实。下面再借用历史故事来批判现实：春秋时，中原大国齐的国君景公畏惧处于南夷之地的吴国，只有流涕送女与之和亲；还有鲁国也曾因遭受强齐欺凌而不予反抗，遂日衰一日。往事可鉴，对照今日宋朝屈服于金，甘受凌辱而不加抵抗这一违反常理的怪事，后果如何，不问而知。这里所谓“问”，并非有疑而问，乃是用肯定语调发出的谴责和质问。

　　写到此，话题和情绪同时一变，以重新振作之态，写出‘丘也幸，由之瑟’六字。《论语·述而》载有孔子语：“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又，孔子的学生子路弹瑟发勇武之音，被认为是不合雅、颂，孔子曾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作者各取此二语中的前三字为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日幸有如吾二人这样坚毅的志士，虽举国均以举兵北伐为过，但我俩迄今坚持不懈。以此结束了上片，并为下片定下基调。乍一看，这两句话来得突兀，似乎显得生硬，其实不然。这是陈亮一贯的词风。他好为“硬语盘空”，这种风格，恐怕与他在南宋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焕发起斗争到底的精神密切相关。

　　下片是写设想中的救国行动。《新唐书·李光弼传》曾记大将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之事，云：“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辛弃疾早年曾建立过有名的“飞虎军”，金人为之震慑。作者设想，若由弃疾带兵，定会出现“斩（崭）新换出旗麾别”的新局面。

　　这种设想，也许早在上饶鹅湖之会时二人就商议过，因此，这里所谓“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可能就指的是这件事。“拆开收合”，即解剖分析。基于此，“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扑肢动骨”便是作者想象投奔这支抗金新军后大显身手的兴奋情景。因留恋鹅湖之会、向往二人共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产生上述设想，这是很自然的。继而，语势却忽然一落千丈，接一句“这话霸（即话柄）、只成痴绝”，明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这种语气的跌宕起伏，恰恰说明作者情绪大起大落。他虽然残酷地宣告自己幻想的破灭，却又极其冷静地指出了真实。“只成痴绝”四字虽然饱含作者的失望和痛苦，却又是他理智的反映。“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是发自幻灭之后的感叹。他有感于《庄子·大宗师》中所谓天地是大熔炉的说法，想到人生犹如铁在洪炉之中，扇鞴（鼓风吹火的皮袋）鼓风，火力顿炽，顷刻即将消熔。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势。不过，作者的这种幻灭感，却又并非对理想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失望，而是深为人生有限而感到惋惜。但他又不是单纯留恋人生，而是深憾于不能亲见理想的实现。关于这点，在结尾的“淝水破，关东裂”二句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作者再一次用了他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已用过的谢安于淝水之战中大破苻秦八十万大军入犯的典故，但这不是雷同，正说明这个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爱国志士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胜利的憧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怀的。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好友辛弃疾听的，自然不是只谈他自己的志气与渴望，而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参考资料：

　　此词在时下流行的不少宋词读本中皆未得一立足之地，足见人们对它的冷淡。大约人们还是喜爱陈亮“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一类的慷慨激昂之词，及读这首《南乡子》，不免觉得气软无力，以为失了所谓“龙川本色”。其实不是这样。

　　初读之下，《南乡子》是一首怀人之小令。打头两句既点明了时令，又写出了主人公的孤独。“当日袜尘何处去”，古人习用“凌步微波，罗袜生尘”来形容体态、脚步的轻盈，由此可以想象得出相思之人与所思之人曾有过花前月下、并肩芳径的美好时光。然而徒留下温馨的回忆而已，眼前人却空居绣阁银屏之中，独以风声雨声为伴，面对千里烟波，不禁潸然泪下。

　　过片紧承上片的“烟波”，用“浪卷涛翻”中的悠悠一叶扁舟来形容自己的心魂不定，信手拈来，寓情其中，十分贴切。怀人之苦，至此极矣，词人却又突然落下一句：“宋玉方悲庾信愁！”宋玉曾作《九辩》，其中最著名的句子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零落而变衰。”自此之后，“悲秋”成为文人笔下不断重复的主题。庾信是北朝诗人，其著名的作品有《拟咏怀》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赋》等，其中也有“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之句。从表面看来，“宋玉方悲庾信愁”只是照应了上片的“绣阁银屏一夜秋”，仍是以环境的萧瑟衬托主人公心中的凄苦而已。但分析作品有时不可不“知人论世”，结合作者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其生平志业和创作倾向来考察，词人这里用宋玉、庾信之典是有深意在的。宋玉《九辩》所抒发的主要是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以及对妒害贤良的奸谗小人的憎恶。“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这就是宋玉之悲。而庾信之愁在“乡关之思”，则是不待言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庾信《拟咏怀》第十一首以“摇落秋为气”打头，结局为：“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感慨自己故国（南朝梁）君臣只顾眼前享乐而无后虑之忧。由此看来，陈亮以宋玉、庾信来形容自己的悲愁，绝不仅仅是悲秋怀人，而是怀念着被金人占领的北国大地，渴望朝廷扫除奸邪，改变苟安的现状，早图恢复。这样，“浪卷涛翻”云云，也就可以形容词人那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的跳动了。

　　作家有时候确实是落笔不由初衷的。即使陈亮写《南乡子》之初是想表达怀人之情，那也并不影响他平日所最关心的事情、所念念不忘的思想感情在写作过程中突然爆发出来。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参考资料：

　　秘阁修撰韩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劾去。

　　去之日，百姓遮府门愿留者，顷刻合数千人，手持牒以告摄郡事。摄郡事振手止之，辄直前不顾；则受其牒，不敢以闻。

　　明日出府，相与拥车下，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拜且泣下，至有锁其喉自誓于公之前者。里巷小儿数十百辈罗马前，且泣下。君为之抆泪，告以君命决不应留；辄柴其关如不闻。

　　日且暮，度不可止，则夺剌史车置道旁，以民间小舆舁至梵严精舍，燃火风雪中围守之。其挟舟走行阙告丞相御史者，盖千数百人而未止。

　　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间欲以舟去，百姓又相与拥之不置，溪流亦复堰断不可通。乡士大夫惧蚁蝼之微不足以回天听，委曲谕之，且却且行。久乃曰：“愿公徐行，天子且有诏矣。”公首肯之。道稍开，公疾驰径去。后来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责诮怒骂，不啻仇敌。

　　呜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

　　这篇序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序韩子师走之由，只用了一小自然段；第二段却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写韩走时的情景；第三段仍然只用了一小自然段，是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尽管格式上非常合乎序文的体裁，然而他写来却不落俗套。短短的三百来字，写得精光照人，使人读后，四顾踌躇，百感交集。

　　作者在第一大段里，把被序者的官职、姓氏、作官的地方以及时间，甚至被劾而去的“八个字的由头”，仅用22个字交待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闲字，也无法容纳带感情的字眼，几乎是一板一眼的官样文章。无任何修饰，看似与艺术绝缘，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让这不动声色的刻板文字，为下面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作了极好的铺垫。于密不容针处，却又做到了宽能走马，显示了作者的巨大文字才能。这里“八个字的由头”是重笔，因为韩子师是因此而去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这一篇序。他之所以要有意地挑出这“八个字的由头”，正如枭首示众那样，为的就是要通过这大量的事实，让大家看清这个封建制度貌似威严公正的面孔，是何等的卑怯虚伪，从而赋予以正义的鞭挞。字面上丝毫不露感情的色彩，然而骨子里却充斥着强烈的愤慨。比较起来，波澜壮阔虽说壮观，然而这不动声色的旋流，却似乎更动人心魄。

　　第二大段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充分的展现矛盾，详细地写出了韩子师走时三天的情况，针对那八个字的由头，写出了大量的真实地表达人民感情的细节。在短短的不到280个字中，他写下了人民对韩子师爱慕之情的20多种行动，诸如遮门的、持牒的、直前不顾的、拥车的、冒禁行城上的、拜且泣的、锁其喉以自誓的、罗于马前的、感其抆泪的、柴其关如不闻的、夺车的、抬轿的、燃火的、于风雪中围守的、挟舟上访的、拥舟不去的、使溪流都阻断了的、且却且前的、要公缓行的、责诮怒骂的……这样糟杂而乱哄哄的场面，他举重若轻，文字不仅精炼，而且每一个细节，都不忘抓住其中又特别动人的精彩部分突出出来，使形象更为生动。“顷刻合数千人”，可以想象那倾城空巷、人涌如潮的盛况；“辄直前不顾”，简直坚决到放蛮了；“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累累”非常形象，不仅平地无可顿足，而且从城墙根一直到城墙上，顺着坡都站满了人，“累累”地好像叠着似的；“不绝”，过也过不尽，这里刚被挤走，那里马上又有人补上来了。平面的、立体的、流动的，场面十分壮观。着一“禁”字，则不仅写出了人民，连官兵也写了进去。之所以允许冒禁，固然写出了人之多，挤的，但也是官兵们也因同情而有意的放纵。可见军民人等，都是一个心眼，要留住好官。一笔渲染，两层着色。其中特别突出人民过火的行为以强调情感之强烈，如：“辄直前不顾”、“冒禁”、“柴其关如不耳”、“夺剌史车”、“围守之”、“拥之不置”，这还不算，最后因放韩公走了而人民之间竟至“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则人民的感情，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就是连他们要挽留的剌史的话也不听，反而要强制起剌史来了。作家就是这样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他不需要什么样的辩白，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得上这些事实对于无耻的诬罔揭露得更为深刻。刘熙载说得好：“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艺概》卷一第4页）陈亮就是这样巧妙地歌颂了一位为人民所热爱的好官而揭露了朝政的黑暗腐败。这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胆量。

　　更妙的是作者始终装糊涂，文章直到了这里，这两段还是各打各的官司，他仿佛搞不清到底是第一段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对，还是这些“民”在这里的表现对。他甚至到了文章的结尾，都还在糊涂着：“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而让奇峰之根，始终隐于雾的境界里。

　　结尾用了41个字，且全部都是苦于难得糊涂之语，而以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结束他在这儿提出的矛盾。这就会使得一切读到它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思考。当然，他这儿说的“尊”，在文章中是虚的，甚至无妨说是有点讽剌的意味，之所以有意抬高，无非是为的使它跌得更重。而他所说的“信”则是实的，所以他在这儿的矛盾也好，苦恼也好，大大的问号也好，在作者实际上是都已“信”而解决了的，这就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喜怒笑骂以戏弄当权者的味道，于是，文章的战斗性反倒因这种糊涂而增强了。

　　这篇文章有许多地方非常精妙。开头有如奇峰拔地而起，令人仰面惊讶不得。中间却纡行胶着，重彩涂抹，首尾几乎不用一个形容词，悭吝至极；而在腹部却用墨如泼，无所吝惜。而最后收束得极其峻峭，然而读来却又摇曳生姿，令人回味不已。这篇文章简洁自不必说了，但这简洁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却大有讲究。

　　首先，简洁是讽刺与幽默的形式。讽刺与幽默是不允许饶舌的。它的味道，正在于如空空儿之一击即逝，决不作泼皮式的纠缠。

　　其次，唯其重在一击即逝，所以它又特别要讲究蓄势远引，故中间要丰满，如刀之有背，椎之有柄，这才使之冲刺得力，而在一击之后，却又给人以回味。他这里一口气写下了二十馀种众生色相，可谓异彩纷呈，淋漓尽致。所以结尾即令出之以糊涂，其势依然有不可挡之锐势，人不思痛，也不得不痛了。足见细节的繁，又是简洁的生命。

　　第三，繁必以精。文章通体是简洁的，则作为生命的细节之繁，就不能是芜秽杂呈，而要出之以精粹。不然，则所谓之生命也者，就不过是傻女呆汉而已。

　　第四，文字愈短，愈要注意波澜。时间上，他从去之日、至明日、至日且暮、至又明日；空间上，由府而出府、而车、而舁、而精舍、而船、而马；最后以同一爱之不同表现的憨厚与暴燥矛盾收场，时空不断变化，层层推进，一层深进一层，使文章的气势蓄得劲头十足，然后逼出“疾驰径去”，一泻千里，非常有章法。

　　最后，简洁的小文，正不妨如唐人绝句，将文章结得缦回有致，委宛含蓄，以不尽尽之，给人以思索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简洁而不至枯涩的道理。

　　这是就文章本身来分析的，陈亮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先安排好格架，然后去充填文字。恐怕倒是一气呵成，不知其然而然。古话说大匠能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学到了规矩，也只能算是“匠”，而“巧”才是艺术。陈亮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得像匕首，如此凝炼，锋茫逼射，是客观的政治条件促成的。正如水晶是压力的结果，精钢是锤与火的结果一样。对好友如此遭遇，他感到了极大的不平，胸中有一团烈火要喷发，然而政治的压力又是那样巨大。当群众呈辞时，摄郡事那“振手”即摇摆着双手的恐惧样子，他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收下了状子，却依然“不敢以闻”时的恐怖心理，都形象地表达了韩子师之走，那背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是以陈亮也不便直说。火不能爆发，只有转向内煎，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怒火相交，遂形成了这样如同匕首的冷然之精英。它之如此委宛含蓄，恐怕主要是出之于不得已。可见“巧”的成因，是感情的浓郁，而又限制其自由发泄的结果，自然，这也有赖于文字技巧的娴熟。陈亮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正是由于他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仍然与人民一道，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了真情实感，是以文章才能写得如此的气势磅礴，光彩照人。

　　可见所谓文学，归根到底，感情是重要的。有了崇高美好的感情，按照自己的感情所认为的最美的心意去着意地在一个“当”字上下功夫，锤炼而出之，就会如苏东坡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流水行云，自然超妙，这就得到了巧了。此时纵无章法，而章法已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