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庭坚聘君挽章二章

春讯飞琼管。风日薄、度墙啼鸟声乱。江城次第，笙歌翠合，绮罗香暖。溶溶涧渌冰泮。醉梦里、年华暗换。料黛眉重锁隋堤，芳心还动梁苑。
新来雁阔云音，鸾分鉴影，无计重见。啼春细雨，笼愁澹月，恁时庭院。离肠未语先断。算犹有、凭高望眼。更那堪、芳草连天，飞梅弄晚。 　　此词为伤春抒怀之作。上片写景。“春讯”八句从自然与人事的声、色、香、暖之种种变化，渲染江城春色之绚丽与温馨。“醉梦”、“暗换”，写春光流逝之迅速和词人恍惚不觉之心态，“料黛眉”二句写词人料想中原故土柳叶凝眉锁愁，林花震颤不安，暗寓了对中原的眷念与悲感。下片抒情。由春思人，由思生恨、辞情愈转愈深。“春啼”三句以移情手法写春之啼泣而细雨淋漓，由云之笼愁而月光暗淡，词人此刻正独立于庭院而思家伤时，一片凄凉。“离肠”二句写词人相思离愁而痛断离肠，即使登高望远以舒怀，亦不得消释内心的离恨。末句以景结情，传达出无限深长的别愁离恨，辞尽意未尽。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醉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余花落尽青苔院。
百尺朱楼闲倚遍。薄雨浓云，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归早晚。斜阳只送平波远。

　　这是一首伤春怀远之作。

　　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悲愁和由此引发的纷乱心绪。开篇三句写闺妇触目所见之景，以景起情：晚春的和风轻轻地吹动着帘幕，燕子双双在檐廊的巢上啾啾话语。如此的良辰美景，愈加勾起了对远方恋人的深切怀念，以至主人公借酒浇愁。然而，愁而饮，饮而醉，碎而睡，一觉醒来，只见庭院的柳絮随风舞。“双语燕”在手法上用的是反衬，即以乐景写哀情，以成对燕儿的亲切话语，对照闺妇块然独处的孤独和凄冷。一个“醉”字，展示了主人公忧愁之深。两句合起来，写出了主人公所处的季节（晚春）、时间（午后）、地点（闺房）和眼前的景物（燕、柳），描绘出一幅暮春时节的风物图画，明里写景，暗里抒情，写物亦人。“心事”一句，明点出闺妇的心态。整整一个春天，在孤单、愁寂中度过，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犹未见”与柳絮的“飞撩乱”相呼应，用的是陪衬，即以哀景写哀情，沸沸扬扬的柳絮在风中飘飞与闺妇思念情人的纷乱心绪是极相吻合的。“余花”句，进一步点染了暮春时节的浓重氛围。长满青苔的庭院，连晚开的花儿都凋落殆尽了。然而，花落人不在，燕语人不归，春老红残，香消色减，青春飞逝，衬托出主人公的悲伤。整个上片，以景语为主，景语与情语互见，物象与心绪交融，反衬与陪衬杂用。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情味隽永，深曲委婉，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下片通过对景的拓展来达到对情的深化，进一步从视野的被阻隔来表现相思之无极。“过片”三句，写闺妇为相思所折磨，禁不住登楼望远，以从“天际识归舟”中求得一丝半缕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如烟的春雨和布满浓云的灰黯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什么也看不见。“百尺”句，勾勒出闺妇倚楼怅望的痴情形象，朱楼而“百尺”，状楼之高，望之远。“闲倚遍”，言登楼之频繁，盼归之殷切，怀人之情深，惆怅之浓重。“薄雨”句，再次点明季节的特征。“抵死”句，说视线被阻，世事多艰，难如人意。主人公不能“望尽天涯路”，而是“抵死遮人面”，望而不能，盼而难求，足见“天地终无情”，其愁苦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主人公盼归不能，音信又断，所以就只能是“消息未知归早晚”，游人什么时候回来，无处得知。末句“斜阳只送平波远”，写得极为疏淡、含蓄，具有丰富的表现层次：一说闺妇登楼倚望从薄雨之日到斜阳之时，景观的变换暗示盼归持久；二说游子取水路而归；三说闺妇等待心爱之人而每每落空，终究失望；四说闺妇盼归的离情愁绪如悠悠江水，“无穷无尽”、“欲断更流”。

　　本词全篇写得语浅情深，词约意浓，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男女悲欢聚散的人生苦难。全词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表现了闺妇对游子的殷殷思念之情和盼归不能的惆怅、幽怨的心绪。通篇写得淡雅、含蓄、和婉，体现了晏词的一贯风格。

参考资料：

1、 周世泉著．人文学者论坛 第2辑 西窗赏评．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05：149-150

上国。去客。停飞盖、促离筵。长安古道绵绵。见岸花啼露，对堤柳愁烟。物情人意，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
醉拥征骖犹伫立，盈盈泪眼相看。况绣帏人静，更山馆春寒。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

　　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后的情景。“上国”二句，点明主题，写离别之情。开端两句都是二字短句，接下来的第三句虽为六字，却需三字停顿一下，叙事的句子语势富有节奏却十分急促，化了词人的行色匆匆，又与下句“长安古道绵绵”形成鲜明的对比。行色匆匆说明词人与亲人离别的时候也是短暂的，道途“绵绵”则又意味着难以再次相聚。词的开端即通过叙事与写景为全词铺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岸花啼露”、“堤柳愁烟”是描绘离别之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写道：“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岸花”本是乐景，但是词人却以“啼露”修饰，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觉，因为词人“啼”、“愁”，所以他才会看到“岸花啼露”、“堤柳愁烟”。这里的“露”又象征着人的眼泪，“烟”象征着人的愁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这既是“物情”，又是“人意”。接下来的“物情人意”四字，下的十分精当，所营造的意境又极其凄绝、迷离，自是“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了。

　　词的下片转而写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过片换头句写临分手的瞬间。“醉拥征骖犹伫立”，这时词人已经喝醉了，坐在车上，词人却想“伫立”，想要留在此地，不想继续走下去了，这是因为思念所致。“盈盈泪眼相看”，“盈盈”的泪水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里其实也暗示了车子的走动，不然又怎会泪眼“盈盈”。当对方已经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词人又想到今次离别之后的孤寂，写孤寂分别从双方着笔：先写妻子这边，“况绣帏人静”；后写自己，“更山馆春寒”。彼此一个在“绣帏”，一个在“山馆”，但同样是“人静”、“春寒”。这是一组工稳的对偶句，“况”、“更”为领字，“人静”、“春寒”是互文，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煞拍一韵合二处为一体，“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同一个“今宵”，同样的“漏永”，同样的“孤眠”，也同样是无可奈何，更是无法忍受的。

　　词的上片，时间、空间相对静止，饯别之时、临岐之地；下片时间、空间相对处于推移变化中，时间延长，空间扩展。时空设计上的匠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

　　这首《临江仙引》在构思布局以至旨趣上，均颇为类似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但词意较为高洁，较少缠绵细腻之状，又没有“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寥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雅，故而在意蕴丰厚上明显逊于后者，其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后者。

参考资料：

1、 叶嘉莹 等．柳永词新释辑评．北京市：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509-511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参考资料：

1、 《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6-1478页

人生百岁，七更稀少。更除更年孩童小。又更年昏老。都来五更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更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沈醉且沈醉，人生似、露垂芳草。幸新来、有酒如渑，结千秋歌笑。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更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更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更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更年孩童期、更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更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更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更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