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意思是说，此时的海棠树已是枝叶茂盛了，可是还没有开花，这时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有花开放的，可是诗人驻足细看，发现这小小的、可爱的花蕾全都悄悄的“藏”起来了，并且是藏在枝叶茂盛的地方。作者这里用一个“深”字，表明海棠花的小，如不细心是不会被人发现的。这小小的花蕾好比青春少女，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成长并且日益成熟，越长越娇美，惹人喜爱。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由作者有这句诗来看，写海棠，观赏海棠花时，它的身旁可能有桃树、梨树或李树。和熙的春风中，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妍，但这热闹毕竟是短暂的，几度风雨之后，它们也就都纷纷坠落、凋零了。海棠花却不同了，无意争春，谦虚地躲在一旁，待群芳落尽后，才绽开她美丽的容颜，这也应合了“最后的笑，才是胜利的笑”这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诗句写了深藏于重重新绿之中的、尚未开放而仅仅是“数点红”的海棠蓓蕾。诗人忠告它“爱惜芳心”，不要轻易地吐蕾。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深情地忠告？也许，诗人想到了，如果一旦开放，几场风雨之后，花就会很快坠落、凋零，“林花谢了太匆匆”，为了它的不至于很快谢落，为了它的长久，诗人宁愿红蕾深藏。也许，诗人想得更深，认为真正的“芳心”是不应该轻易吐露的，像桃李那样在春风中追逐、嬉闹，只是一种炫耀，一种浅薄的表现。诗人不希望像“桃李卖阳艳”，希望“慎勿作桃李”（李白《赠韦侍御黄裳》）。

　　诗句虽然用语平易，却意味醇厚，耐人咀嚼，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诗人曾经说过：“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诗人作此诗时已入暮年，时金已灭亡，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抱定了“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已卯端阳日感怀》）的态度，过着遗民生活，他自觉已无能周济天下，于是只能坚守自己节操，独善其身。诗人也许从一个侧面，借告诫未开之海棠，不要轻易吐露花蕊，寄托了自己的这种心态。

参考资料：

　　《倪庄中秋》是元代诗人元好问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写初秋时节，自己艰难的人生经历，由景入情，反映了艰辛的社会生活。

　　元好问的这首诗，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

　　这是一首借酒浇愁感慨激愤的小词，盖作于金源灭亡前后。当时，元好问作为金源孤臣孽子，鼎镬馀生，栖迟零落，满腹悲愤，无以自吐，不得不借酒浇愁，在醉乡中求得片刻排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产生的。

　　词的上片四句，表述了两层意思。前两句以议论起笔，为一层，是说只近浮名而不饮酒，也未必有其成就。“浮名”即虚名，多指功名荣禄。元好问在金亡前后，忧国忧民，悲愤填膺，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乃尽弃“浮名”，沉湎面于醉乡。其《饮酒诗》说：“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馀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后饮酒》诗又说：“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因而称酒为“天生至神物”。此词上片第二层意思，便是对酒的功效的赞颂：“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纷华”，指世俗红尘。词人说，三杯之后，便觉远离尘世。然后再用“一斗”句递进一层，强表现酒的作用和自己对酒的需要。“块磊”，指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愁闷。词人说，用这种特大的酒杯盛酒，全部“浇”入胸中，才能使胸中的郁愤平复，也就是说，在大醉之后，才能暂时忘忧，而求得解脱。词人就是要在这种“醒复醉，醉还醒”即不断浇着酒的情况下，才能在那个世上生存。“灵均”以下三句，将屈原对比，就醉与醒，饮与不饮立意，从而将满腹悲愤，更转深一层。“灵均”即屈原；“憔悴”、“可怜”，暗扣上片“且看”句意。《楚辞。渔父》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屈原却不去饮酒，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独醒，悲愤太深，以致憔悴可怜。这里词人对屈原显然也是同情的，但对其虽独醒而无成，反而落得憔悴可怜，则略有薄责之意。

　　因而对其《离骚》，尽管“读杀”，也总觉得全然无味了。“浑无味”，并非真的指斥《离骚》无味，而是因其太清醒、太悲愤，在词人极其悲痛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读来只能引起更大的悲愤；而词人的目的，不是借《离骚》以寄悲愤，而是要从悲愤中解脱出来，这个目的，是“读杀”《离骚》也不能达到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只有饮酒了（像阮步兵那样）。以“好个诗家”独赞阮步兵，显然，词人在屈阮对比亦即醒醉对比之中，决然选中了后者，词人也走了阮步兵的道路。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