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经明总兵戚继光所作八角石亭

　　这阕《水龙吟》是容若长调中的佳作。整篇以蔡文姬生平事打底，夹叙夹议。转折起伏间行云流水，笔力不坠，情感真挚，感慨更是惊心。此词又有两种解读：有词家认为是容若在借文姬事咏吴兆骞事。"名士倾城"，名士即指汉槎。"非生非死"句则用吴梅村送汉槎的诗"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毡裘夫妇"是叹吴妻葛氏随戎宁古塔。由此论断此词当作于汉槎自塞外还不久。

　　苏雪林则认为这仍是容若在借古事咏自身感情的不幸，"恶风吹去。万里他乡"，似是在叹恋人入宫，两人之间如远隔重山。而词意也是在感慨与恋人之间事多坎坷流离，像文姬一样身不由己。

　　两种说法可结合起来看，人的思路和情绪是共通交融的，也许他的确是在借文姬图咏吴汉槎的遭遇，然而由此牵引了情绪联想到自身事，笔下有所流露亦是合情合理。

　　容若用极洗练的话道尽了文姬一生坎坷。一路读下来，文姬的身世和容若的感慨相互交融，词脉清晰，情感丰盈。首先是蔡邕之死。东汉末，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十常侍杀后，董卓进军洛阳尽诛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董卓在朝中倒行逆施，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所杀。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马日碑更说："伯喈旷世逸才，诛之乃失人望乎？"但终免不了一死。：在相传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此地之竹制笛，奇声响绝。"柯亭响绝，是说蔡邕已死。。

　　董卓死后，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正是所谓的恶风吹去。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容若也算文姬知音了。当初细君与解忧嫁给乌孙国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占尽了身份，远适异域，依然要产生出无限的凄凉，何况被掳掠的蔡文姬！她从一个名门闺秀，沦落到饱受番兵凌辱和鞭笞的落难女，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来，心境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这年她二十三岁，初嫁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为乱军所掳，流落匈奴十二年。后人怜她际遇，绘文姬图，仿佛窥见她在匈奴时苦况，也不过是隔靴挠痒。这十二年，虽然她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婚姻不算困苦，并且以她的聪明也很快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甚至学会了吹奏民族乐器"胡笳"想来文化的沟通上也不艰涩，但是文姬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长大，自有坚持。何况古时交通交流一概闭塞，一个女子流落域外始终是此身良苦。若非实在难以割舍，文姬也不会选择抛下两个儿子回到中原。

　　文姬自幼精通音律，某夜蔡邕弹琴，弦绝。文姬侧耳听之："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又对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光阴闪烁。很多事在少年时不觉得怎样，人越大，少时之事越翻覆如尘，如花刺细微刺心。此时，黄昏的塞外，戈壁滩上落日如血，就是有高山流水的雅才又怎样呢，面对着黄沙白草，用卷叶吹起的曲子叫"平生恨"。

　　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是高傲语，又是冷落失意之言。孑然抛却了自鸣得意。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更是沉痛。人复杂，世情更如藤蔓纠结不清，不会按照预想的方向行进，沁入血骨的是绝色聪明人才能生出的无奈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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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阙写废寺之外景，荒凉冷寂，繁华消歇。“败叶填溪水已冰”，秋天的树叶凋零了，遂成“败叶”，而萧瑟的秋风又将这些枯叶吹到溪水里。“填”字说明败叶之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之感。“水已冰”说明时令已值深秋冬。“夕阳犹照短长亭”说的是荒秋暮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长亭短亭，而行人已经杳无踪迹。此句表面上说的是亭，实际上是人，因为长亭也好，短亭也罢，在古代皆含送别之意。此句勾勒的残阳落照、野亭萧然的暮景与前句“败叶填溪水已冰”的意境十分相合，遂为全词定下凄凉的基调。有了背景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切入“废寺”主题。“何年废寺失题名”，古人游览庙宇时常题名以资纪念，这些题名经年遭受风吹雨打，最终模糊难辨，以至作者想要追问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寺庙。这一句是正面渲染废庙的冷落苍凉。

　　下片写废寺内景，残破不堪，香火断绝。“倚马客临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此二句谓到此寺中之人已非往日的善男信女，而是前来闲游的过客，或是贵族豪门的公子哥们。其中“斗鸡人拨佛前灯”一句用了唐朝贾昌的典事。唐玄宗好斗鸡，在两宫之间设立斗鸡坊。贾昌七岁，通晓鸟语，驯鸡如神，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长，每天赏赐金帛。贾昌父亲死，玄宗赐他葬器。天下人称其“神鸡童”。贾昌被玄宗恩宠四十年。天宝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蜀，贾昌换了姓名，依傍于佛寺。其家被乱兵劫掠，一物无存。大历年间，贾昌依存于寺僧，读佛经，渐通文字，了解经义。日食粥一杯，卧草席。作者用贾昌的故事显然是说寺庙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流年中饱经盛衰兴亡、荣辱浮沉，最终繁华不再，一切归于荒凉冷落。结尾“净消尘土礼金经”，更是精警妙出，充分体现了纳兰词“君本春人而多秋思”（梁佩兰评性德语）的凄凉哀婉之风。此句谓，那些临碑者也好，斗鸡人也罢，以及过去来到这里的贵宦雅宾、文人墨客，虽然贤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劳劳尘世，终同归一梦。这分明是“人生如梦”的感喟了，但是再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与洒脱，有的仅是对“悲欢离合终成空”的无限悲凉的感怀。

　　全词语调低沉，含蕴良多，耐人寻味，透露了纳兰内心深处不胜苍凉的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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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表达相思和孤寂之情的词作。

　　整首词前五句都是写景，对那位夜来无眠的愁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愁人的耳之所闻，心之所思，身之所感等细节的描写，勾画出他此时的孤寂与无聊意绪。

　　夏天的衣服想必是较为单薄的，而词人在内悲凉之中，似乎也忘记了更换衣物，就这样穿着单衣来到庭院中。此时此刻，词人唯觉得八中悄然黯淡，左右环顾，看红色的栏杆围绕四同，改言又止之下，只是叹了一句，心中这样的情怀不知有谁知道。纳兰调是含素的，而有时甚至略显晦涩。“心悄悄，红阑绕”，若是有人相伴，则不会到这样孤寂无期的境地， 即使失眠，也能同游庭院中，清设闲话，或仅仅是陪伴也好神。

　　最后一句写情，将词中所酝酿的愁怨一下子抒发出来，令人动容。

　　全词通篇都使用了词人最为擅长的白描手法，空灵自然，景情俱到，篇末点旨，但景情俱到。整首词显得格外空灵自然。在篇末，搁下一个或许已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将全词孤清寂寞意境推向了顶点。全词表达了词人相思孤寂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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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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