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卓民吉画扇面贻叶太守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称。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称，非欲以窥赵称。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称！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称。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称。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称。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称。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称。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称，天称。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称”，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称”。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称，非欲以窥赵称”。称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称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称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称。”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称，天称。”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参考资料：

　　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浪子燕青引宋江再次见到名妓李师师，李师师以酒食款待他们。席间，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宋江乘着酒兴，填写了这首词，呈给李师师。

　　该词上片前面四句描述了宋江自己曾为世道所不容纳，竟然到了无处安身的地步，后来投奔了梁山，做了梁山泊的寨主，现在来到东京，观赏灯景。接着后面的五句，笔锋转向李师师，表述了宋江对这位名妓的倾慕之情。先是描述了李师师的衣着服饰，“翠袖围香，绛绡笼雪”，衣袖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红色绢纱里笼罩着的是如雪的洁白肌肤。面对这样一位佳丽，是值得掷干金来买她的一笑的。像这样美如仙女的人，是薄幸的男人无缘消受的。

　　这首词下片前面的五句，回述了宋江身在粱山水泊的寂寞情怀，色沉雁杳，日夜盼望朝廷降旨招安的消息。结尾五句描述了他满怀忠义之心，却不能够被理解，为此常只能是借酒浇愁，把头发都愁白了。宋江这一次冒险来到东京观赏花灯的真实目的便是设法打通关系，想要通过名妓李师师能让宋徽宗体察到他宋江的”忠肝义胆”，殷切希望朝廷能够对梁山水泊的起义军进行招安。这首词集中披露了宋江投奔梁山只是暂时栖身，最终将投降朝廷的用心。

参考资料：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参考资料：

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鸟独还。
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

　　这是一首行旅诗。

　　“风落日草班班，云薄秋空鸟独还。”描绘出一幅太行山中暮色苍茫的秋景图。“西风”两字，既点明此时太行的季节，又突出作者身临太行山的感受。劲扫落叶的秋风拂面吹来，最易使人想起天地的肃杀而惆怅思归。诗人登临眺望，只见夕阳西坠，或枯黄或残绿的杂草在落晖中阴暗参差，显得色彩错杂斑驳。平视惟有满山遍野的衰草，夹着残光惨淡的落日，一片萧索；仰望天空，暮云逐渐密布了高远的秋空，笼罩了连绵的群山，朦朦胧胧、寂寂寥寥，只有一只回山归巢的鸟儿在孤飞，够凄清的。萧索凄清构成了诗人即景抒情的环境氛围。在这里，归鸟的描写颇有画龙点晴的妙用，鸟的飞动点活了天高云淡的静态画面，使整幅画面有了生气，更是寄托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与前面令人思归的气氛正相呼应。这两句寓情于景，为后两句的抒情作了铺垫。

　　“两鬓霜华千里客”，是作者自述生平。诗人自二十五岁入宦途起，先后出使湖广，招抚川贵，巡按江西，三十三岁时巡抚河南、山西至半百之年，如今自己已经鬓发花白；长年累月地远旅他乡、奔波道路，写此诗时在山西巡抚任上，与家乡钱塘遥隔千里，故自己是千里为客。这一句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的自身形象。客居他乡岁月之久，距离之远，心中愁绪不断。然而，“忧国忘家。计安宗社”的政治家于谦最后一句陡然振起“马蹄又上太行山”。诗人立马太行，雄视千里的英雄形象，感受到了他两鬃霜华却壮心不已，辗转千里却生命不衰的烈士情怀。

　　此诗以简淡的笔触，勾勒出西风落日的深秋，诗人孤身跋涉太行途中的心情。触景兴怀，孤鸟知还，顾盼自身，感从中来，不直写思想感情，也不刻意求工，而粗笔勾画，力求意态自然。它在写法上也颇具一格，看似景与情分写，其实一体连贯，承转自然，形成先抑后扬的感情波澜，读来别有一番顿挫之致。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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