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山庵

　　词的上片开头即写词人骑马归来、徬徨歧路的痛苦。曰“归鞍”，曰“徘徊”，曰“逆境难排”，初非出于悼亡，其中暗含政治上失意的悲愤。“逆境难排”一句正说明词人因削职归来，仕途上陷于逆境。这里词人把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与政治上的失落感糅合在一起，自然浑成，不着痕迹。“人言”二句，用事而能浑化。有病，一可悲也；病而有忧，二可悲也；有忧而不能饮酒，三可悲也。语曲而婉，情深且挚。“孤负”二字，显得感慨沉郁，而又婉曲深挚。如果说以上纯系抒情，那么至歇拍二句，则将情与景融而为一，逐渐点出悼亡的主题，并为下片作铺垫。“萧瑟捣衣时候”，是运典写景，兼点时令。抓住富有特征的细节，勾起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抒发深沉的掉念。“凄凉鼓缶情怀”，是蝉联前句，用典抒情。从归鞍徘徊写到此处，词旨渐趋显豁。这种手法有如剥茧抽丝，将读者渐渐引入词的意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继续写景。“野店犹开”四字，使词情稍稍扬起，将前词所表现的悲哀稍稍冲淡了一些。但是就在一扬一抑之中，感情愈转愈深。“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二句通过孤馆寒灯，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从语言上看，也似带有几分欣喜，然而骨子里却是更深沉的悲哀。词人身处孤馆，唯有一盏寒灯作为伴侣，一种孤寂之感，悼念之情，凄然流于言外。不直接写人亡，而以客观景物作为烘托，这是一种婉曲的手法。结尾二句直率朴实，如出逆旅主人之口。“今回老似前回”，重在一个“老”字。这一形貌上的变化，都是通过逆旅主人的眼光反映出来的。

　　词人借景抒情，全词中处处洋溢着词人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和绵绵不绝的思念，让读者读来自然真切，凄美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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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双调小令，主要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人间的离愁别恨，凄恻动人。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词首从人间的七夕着笔，写周围环境的沉寂和抒发主人公孤独痛苦的心情。词人巧妙地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大兴夸张之笔，说那几张飘然落地的梧桐老叶是。呜蛩”所“惊落”，极写出万籁俱静的环境特点，烘托了词人内心孤寂凄怆的心情，引出了“正人间。天上愁浓”的联想，把自己的心境与牛郎织女的离愁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成为所托之事与所言之情的纽带。下面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云阶月地，关锁千重。”描写牛郎，织女远隔云阶月地、莽莽星河不得相见的痛苦，正抒发了自己与丈夫身在异地，心相牵系的离愁；描写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瞬息离散的苦难，正倾吐了自己与丈夫远隔千里、不得欢聚的别恨。

　　正所谓：“纵浮搓来，浮槎去，不相逢。”整个上片由人间写到天上，于叙述中旬旬含情，句句扣紧着词人的感情脉搏。最后，在下片词人的感情已经完全化他为我，将自己夫妻的境况与牛郎、织女的境况融合为一，因此，她从现实自我处境出发，展开了奇特的联想：“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天宇间风雨变幻莫测，鹊桥或许还未搭就，牵牛织女或许现在还是在离别之中未能相聚吧?这种推测联想，完全是移情的结果，含蓄婉转地抒写了人间七夕夫妻不得相见的难言苦衷。

　　尾句写天上七夕的自然景色，与首句人间七夕之景遥相呼应：一边是风雨飘忽，阴晴不定的银河两岸，一边是蟋蟀低吟、梧桐落叶的深闺庭院，这就开创出一种清冷凄凉的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词人孤寂悲伧的心情。尾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成功地提炼了口语，用排句形式集中描绘了宇宙天体的瞬息万变，在创造意境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增添了词的音乐美。

　　总这首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此词由人间写起，先言个人所见所感，再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全词以托事言情的手法，通过对牛郎织女悲剧故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并通过写牛郎织女的会少离多，抒发了对自已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郁积于内的离愁别恨。据而继之天上神话世界。通篇以牛女传说为寄托，境界奇丽，曲径通幽，写透了青年男女的离愁别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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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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