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老鹤万里心

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随韵寄情，不觉悲甚。

烧灯节，朝京道上风和雪。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
百年短短兴亡别，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寄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寄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寄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寄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参考资料：

　　此诗首联直抒胸臆，感叹韶光过得太快，内心有一种郁结隐密之情难以倾诉；颔联紧承首联之意，写诗人在春景中所见所感；颈联是上二联思想情绪的转折和过渡，作者轻轻荡开其幽情，以草木娱己；尾联进一步明朗前意，以超脱现实的闲适态度来排解幽情。

　　“韶光大半去匆匆，几许幽情递不通。”与宋代许多名家，如苏轼、秦观、陈与义等写《春日》的诗不同，他们都是从写景入手，而作者却直抒胸臆，他感叹韶光过得太快，内心有一种郁结隐密之情难以倾诉。从表面看似是伤春，从全诗看它暗含着忧国伤时的隐痛。盛春已经过去了，这大宋朝的国运也如美好春光一样一去不复返了。故这“幽情”既是伤春，亦是忧国，她浑然一体，隐约朦胧，难以表述，因而使诗人感到郁闷惆怅。

　　“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紧承首联之意，写诗人在春景中所见所感：“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上句写眼前景，下句抒胸中情。燕子在寒食节的雨中飞来飞去，衔泥筑巢，引起诗人无限感慨：燕现时虽未成家，但终有成窝安家之日，而宋朝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人在落花时节如“中酒”一样昏昏沉沉，黯然伤情。这既写出了梅雨季节身体不适的感受，又写出了伤时的精神状态，把生理和心理上萎靡困顿，哀怨忧愁表现得神形兼似，至妙入微。

　　颈联，是上二联思想情绪的转折和过渡，作者轻轻荡开其幽情，以草木娱己。

　　“一窗草逆濂溪老，五亩园私涑水翁。”作者以“濂溪老”、“涑水翁”喻己，借田园隐逸生活遣怀。联中“逆”“私”二字用得极为精到。这两句用拟人的手法，赋予绿草田园以人性人情，写出它们对其主人公的亲昵之状，曲折而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这两字写活了田园，深化了人物性格。

　　尾联进一步明朗前意，以超脱现实的闲适态度来排解幽情。

　　“无赋招魂难独笑，且排春句答春工”。招魂，用屈原《离骚》典，表示了对死于异国的怀王的吊唁和对楚国命运的哀伤。作者生活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回想靖康之难，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至北方，终死于五国城，其遭际颇似楚怀王。北宋灭亡，南宋依然不振，至作者生活的年代已危在旦夕。他心中自是不能平静，但说“无赋”，是克制感情，毅然予以超脱。因为“招魂”不但无济于事，反添忧伤，倒不如置之度外为好，更何况自己难得有这种清欢的时候，姑且赋诗遣兴以酬答春天造化之工。上句“无赋”，用得果断；下句“且排”，实属无可奈何，其“幽情”虽得以暂时排解，不能从心中消除。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内心深处无法忘怀现实的矛盾痛苦，但他又毕竟是位隐逸诗人，故终以逃避现实以求解脱。

　　“幽情”是全诗的主题，起承转合、凝聚开化，均以此为中心，诗情画意、主体客体融而为一，造语新颖，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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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鬓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此词一起三句，以对句写景，月明云淡，景色可嘉。然而一句抒情，“春事谁主？”问得突兀，实以伤心人别有怀抱，何堪对此。接着再写临安宫苑，湖堤天气，寒暖适宜，但却何匆匆乃尔，实悲叹春之易逝，国已沦亡。三接复以对句写香陌华灯之热闹美丽，一结又“长是懒携手去”。心情可知，痛何如之！上片最后“谁知”二句，在断烟禁夜气氛中，“满城似愁风雨”。这里是以景物作比喻。临安已沦陷，元朝统治者在彼发布命令，宰割人民，哪能不使人悲愤。这一句如似重槌，发人猛省。

　　下片首段三句与上片末句，似断实连，但却展开了对往事的回忆。“宣和旧日”，实指北宋。“临安南渡”，杭州变作汴州。“芳景犹自如故”，一总南北宋之繁华景象。又寓有不堪回首之叹。国事如此，是从大处着墨，而又系结合易安的身世来抒写的。因为李清照的《永遇乐》曾写“中州盛日”的情况，但南奔后，是“而今憔悴”。是如词序所云“又托之易安自喻”。“缃帙”下三句，记述易安南奔时书籍丧失，三五月明时感怀，写下很多“凄凄惨惨戚戚”的词，真是凄苦之至。“江南”下三句，再申述乱离流落之苦，用杜甫有安史乱中寄家鄜州的故事。无路可走，无家可归，苦情自不待言，而却以“此苦又谁知否？”反语出之，情更深痛，笔势陡起。一结“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极写一己之悲与他人之乐，和李清照的词是遥相承应，更有无可奈何之叹，哀惋无穷。

　　全词每小段都是先景后情，情景交织，疏密相间。两片末尾，均是大力铺写当时情景，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上片以此来勾起下片，下片末尾以景抒情，给人以无限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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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陿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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