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良溪诗卷
断水居人爱离索,买断春山半区宅。上招断影昼虚白,下浸溪水晓凝碧。
溪流汩汩几千尺,吞吐乾坤淼无极。发源疑从天上出,倒排星斗俯可拾。
春风媚日烟霞赫,秋雨岚光飞翠滴。鸥弄晴沙献书迹,鸟歌鱼咏波催拍。
四时百卉难描画,如此溪居真可乐。有时横艇弄明月,有时濯足起坐石。
酒酣耳热祇哑哑,不知人世有今昔。吁嗟人生不满百,穷年劳苦亦何益。
惟有此溪溪上翁,容与溪兮乐无斁。良溪之乐伊谁识,华扁新题诗满壁。
珠玑白日先光赤,寒芒夜夜映奎壁。
断水居人爱离索,买断春山半区宅。上招断影昼虚白,下浸溪水晓凝碧。
溪流汩汩几千尺,吞吐乾坤淼无极。发源疑从天上出,倒排星斗俯可拾。
春风媚日烟霞赫,秋雨岚光飞翠滴。鸥弄晴沙献书迹,鸟歌鱼咏波催拍。
四时百卉难描画,如此溪居真可乐。有时横艇弄明月,有时濯足起坐石。
酒酣耳热祇哑哑,不知人世有今昔。吁嗟人生不满百,穷年劳苦亦何益。
惟有此溪溪上翁,容与溪兮乐无斁。良溪之乐伊谁识,华扁新题诗满壁。
珠玑白日先光赤,寒芒夜夜映奎壁。
萧萧风雨满关河,酒尽西楼听雁过。
风雨潇潇洒满山河,独坐西楼,饮尽美酒,只听那归雁孤鸣飞过。
莫怪行人头尽白,异乡秋色不胜多。
不要惊怪于行人的满头白发,只因为他乡的秋色更让人惆怅难过。
萧萧风雨满关河,酒尽西楼听雁过。
关河:山河。
莫怪行人头尽白,异乡秋色不胜多。
莫:不要。怪:奇怪,惊怪。
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大明洪武三年(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袁凯也不例外,由于朱元璋的猜忌,不久他便被逼装疯,食狗彘之食,才幸免于死。这便是他的一生,因此在他存世不多的诗作中大都充满了悲苦之音。这首《淮西独坐》是很典型的一首,内容很一般,也没有什么愁、苦、哀、泣之类的词语,但读来却令人“悲惋欲涕”。
第一句“潇潇风雨满关河”点明客观环境,风雨之时最易使人产生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充分感受到自然威力的巨大以及人生的孤弱、渺茫。第二句写作者个人的活动:独坐西楼,酒已饮尽,酒兴阑珊,正感到百无聊赖,这时天边一声雁唳,有远而近,复由近而远,渐渐地过去了,消逝了,一切又归于岑寂。以上二句所写的都是平淡而一般的日常生活,既没有惊风暴雨的震荡,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摧伤,那么离乡的行人为什么头都白了呢?“异乡秋色不胜多”啊!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生活格言,正如“贫疑陋巷春偏少,贵想豪家月最明”,自然景物本无差异,然贫富不同,感受便不同。客中与家乡的光景也是如此,喜者见喜,忧者见忧,在离人的眼光中遂不免处处皆秋,事事可愁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特征,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所谓人人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然袁凯却能准确地、生动而形象地将它表达出来,这大概便是这首小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吧!
参考资料:
1、 喜马拉雅.淮西夜坐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
我一路经过大梁城,旭日初升照着河流关山。
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
阳光下翻滚的浪涛把龙宫摇撼,狂风扫平了大雁栖息的沙滩。
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
斜倚着宝剑感叹身世飘泊不定,张帆快行旅途心情暂时舒展。
茫茫不知处,空外棹歌声。
茫茫一片不知身在什么地方,空旷处有船棹歌声声传到耳旁。
参考资料:
1、 宋丽静选注.宋元明清诗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10:1422、 李梦生注译.元明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07月:120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
大梁:古地名,即今河南开封。关河:原指函谷关、蒲津关等与黄河,后多泛指山河。
日翻龙窟(kū)动,风扫雁沙平。
龙窟:龙住的地方,此处指水底。雁沙:大雁栖息的沙地,此处指黄河岸边的沙滩。
倚剑嗟(jiē)身事,张帆快旅情。
茫茫不知处,空外棹(zhào)歌声。
空外:天外,空中。棹歌:船工行船时所唱之歌。
参考资料:
1、 宋丽静选注.宋元明清诗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10:1422、 李梦生注译.元明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07月:120“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开始这两句点明他从大梁走出来,经过一些关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烈了黄河边上。接着便写渡黄,河所看到的壮美景象,“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上承“晓晴”,太阳从东方升起,远射天汉,云蒸霞蔚,光采绚丽;阵阵暖人的晨风,把落雁平沙吹拂得那样平整熨贴。上句写天空,大河的上空阳光放出异彩;下句写河滩,晨风阵阵轻柔拂面。“翻”和“扫”两个动词用得准确、传神,两句相对,构成了一个浓淡相生、动静适宜的意境。
“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樟歌声。”触景生情,四句写自己在渡黄河时发出的感慨。谢榛为人正直,又重友情,在旅游京师时以诗交友,曾居“后七子”的盟长。后来由于和李攀龙论诗意见不合,竟借口谢为“布衣”被排斥在“七子”之外,甚至受到人身攻击,这对于谢榛来说,心中肯定是有不平的,一个“嗟”字道出了他被弃置后的悲凉。现在已在渡河,晨风习习,帆张船疾,旅途的快乐使他忘却了一腔不快,心中抑郁为之一扫。诗人站在船头上,广阔的天际,滔滔巨流,四顾茫茫,几乎不觉身在何处,在虚空渺远的地方,还传来一阵阵船夫的号子声和歌声。这是劳动的欢乐,抑为痛苦的呻吟。它能激起诗人共鸣的原因诗中并没有明说,但联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遭遇,其心境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对于黄河壮美景色的赞叹,也有内心郁闷的抒发。
这首诗风格规模杜甫,句法格律,森严井然。尾联拓开,以一片空灵虚幻的景色寄意属情,如同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样,不言而言之,富有哲理,给人以深广的想象境地。
参考资料:
1、 麻守中,张军主编.历代旅游诗文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0月:1022、 毋永利编著.古诗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08:747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