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雪峰因大梦顶相

　　这是一首用平常口语描写闺情的词。上片写村姑们的穿着和黄梅时节结伴插秧的情景。身着红袖衣，成双成对的姑娘结伴插秧的场面，不难使人想见那劳动中有说有笑的快乐。这不仅反映出地方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她们的美丽、活泼、多情。特别是“双双女伴随”一句，既写出她们的互助友爱精神和女性的心理特征，而且渲染出一种亲热、热闹的气氛，表达出村姑们那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由插秧而引出唱山歌，这也是地方风俗。下片通过歌词唱出了与情人的离恨。“长歌诗”三句指明所唱山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她们唱的长歌是首长诗，短歌是首短诗；不管是长歌短歌，都是以反映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为内容，集中表现出她们与情人的离愁别恨，揭示出作品的主题。结尾“休言伊不知”是料其情人必定知道姑娘心中的离愁，只是不来关心体贴她（们）罢了。因此她们的自我诉苦，委婉地流露出对情人不归的怨恨，也是对情人不体贴她们的责怪。可以想见她们是何等地思念情人啊！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来倾诉相思之苦，与其他形式相比，又别具一番情趣。

　　以叙事的方法来写结伴插秧的村姑们，用唱山歌来传情，不仅显示她们性格的乐观开朗，而且又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感情质朴，语言节奏鲜明，富有民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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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两句：“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对偶互文，说万里、千林，都在飞霜中枝零叶落，总写秋天大地；“寒艳不招春妒”，收缩到红叶，红叶是寒天中唯一的浓艳之色，它与春风、春花不同时，不可能为它们所妒。三句直从秋天写到红叶，似乎专在咏物；但秋风横扫万里，其实是亡国后江山、士林备受摧残的写照。红叶可以象征遗民，“春”又是在新朝的富贵场中得意的人物的象征，寄托又极分明。这三句，已正面把红叶说尽。下面又从侧面再作生发。“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断句，枫叶经秋变红，故用这一典故，接以“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独客”表面指崔，实际是自指；“又吟愁句”，流露主观感情，由咏物到写人。物、人交错、化合，目的是求若即若离，主客融成一气，不为咏物而咏物。这里是用这种手法，但脉络转接分明：“枫”承“寒艳”；“吴江”二字又引出“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两句。“归路”中停船于“流水孤村”之旁，正可挨村傍树；而在“斜阳”映照中远看似春花围绕的，又非红叶莫属。这是借描写停舟之景以烘托红叶。“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用唐代宫女红叶题诗故事以写眼前红叶，是熟典活用：不正面承说御沟流红，有关双方获得美满姻缘的事，而说“荒沟”内一片凄凉景象，红叶不载情去，却载愁去。不再是写宫女故事，而是自写当时情境；但典故的影子仍在，红叶的影子仍在。一经活用，就化熟为生，化板为活。“载情”句的“情”，是原故事中男女间之情，但句中“载愁”的“愁”，却是词人自己的国亡家破、飘零失路之愁。句中“载情”是宾，“载愁”是主。意谓若欲题于红叶，托荒沟流水载去的，亦只有无限深愁而已。“载情不去”，为“不载情去”的倒文。从主观方面说，是今已无“情”可供托载，表现出来却成为问沟水为何不与我载情去而载愁去，愈婉转，愈沉痛。

　　上片从红叶写到人，下片则从人写到红叶。“长安谁问倦旅”，以一疑问句领起写人。“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又用自己烘托红叶。上句用郑谷《乖慵》诗“愁颜酒借红”，藏“红”字；加上“羞见”、“飘零”，以增曲折哀叹之意，便切遗民身世。“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又承上句“飘零”一词的双关，转到写红叶，脉络亦分明；指出秋叶虽红，终不是花，终不会为只爱春花的常人所赏，不能载人《花谱》。“洛阳”、“新妆”，皆暗指牡丹：牡丹为洛阳名花；不入《花谱》，即是不挂新朝朝籍、不得富贵的隐喻。“谩倚”是对“新妆”的唾弃，即是勉励红叶不要去羡慕、效法春花，也即是隐喻遗民们不要去羡慕、效法新贵。红叶既不能追随春花，它受秋天“回风”的吹送，也只能在酒人的樽前“起舞”最为合适，因为酒人的“醉貌”可与红叶的颜色互相映照，酒人的身世也可能就同于红叶的遭际。“尽化作、断霞千缕”，写风中落叶众多，一经“起舞”，艳红的颜色就可化为千缕断霞，红叶的这一光彩，也即是遗民们的丹心碧血，他们哀思故国的返照回光，他们忍受风霜、保持坚贞气节的光辉节概。红霞成为“断霞”，可知无法回天，也即无力复国。那么，“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只好牢记江南听雨、夏木阴阴的季节，也即只好牢记南宋亡国前尚存半壁河山的偏安时期。着一“暗”字，则当时已入衰残之境，呼应“断”字，使结语呜咽缠绵。自“谩倚”以下，句句写红叶，又句句比遗民。

　　全词围绕红叶，扣紧题目，不避犯“正位”；但人、物关合，义兼比兴，写得不粘不脱，凄惋沉痛，感染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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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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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余别集》、《古今词综》等都题作“离情”，而《草堂诗余别集》还注云：“一作春怀”。由此看来，这些恐均非原题，是后人据词作内容添加的；此外，“春怀”与“离情”确也概括了词作的主要内容。从词作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首词当写于词人婚后不久，夫妻小别，李清照独居时。

　　“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开首三句，词人放眼室外，由春景落笔。但见初春时节，春风化雨，和暖怡人，大地复苏，嫩柳初长，如媚眼微开，艳梅盛开，似香腮红透，到处是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词人前期生活虽然没有大的波折，但以其独具的才情、细腻的情感，以及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悟、强烈的关注，常有出人意表之想。表现在词作里，就是经常慧心独照，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暖日晴风”似还不足以表达春天到来的特征，而紧接以“柳眼梅腮”（此句历来被称为“易安奇句”），则使到来的春天更直接、更形象。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一诗中有“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苏轼在《水龙吟》词中描绘柳叶情状是“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看来女词人受此启发，抓住两个极具特点的事物，写出春天的生机。第三句的“已觉春心动”，从语意上看，是对春天来临总的概括，实亦是自己怀春之情已动之流露。词人游春、赏春，目睹良辰美景，必有所思，这句也暗启后二句词人所抒发的情思：“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女词人的细腻、敏感的思绪与感悟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大好春光，自然便联想到自己独处深闺，孤栖寂寞，这与往日和丈夫赵明诚一齐把玩金石，烹茗煮酒，赏析诗文的温馨气氛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谁与共”，道出此刻词人内心的苦涩。紧接着词人用一个细节来进一步形容自己内心的苦涩，泪水流淌，脸庞上的香粉为之消融，心情沉重以致觉得头上戴的花钿也是沉甸甸的。

　　词作的下片，词人以细微的笔触，紧承上片末句，着重刻画自己具体的闺中寂寞生活。“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春暖天晴，春装初试，然而词人却足不出户，去观赏那美好的春景，却斜倚在山枕上，以致把精美的钗头凤给压坏了。“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不出户观赏春景，是因怕良辰美景触引伤感之情，二是表明其心境郁闷，慵懒至极。一个“损”字，也暗示词人慵懒、无精打彩。末二句：“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愁本无形，却言“抱”，可见此愁对其来说有多“浓”，多重，更何况是“独抱”，此情更是难堪。“无好梦”，是说现实很寂寞无聊，想在梦中去寻求慰藉，但却始终无法进入梦乡，直至夜阑人静之时，仍剪弄灯花，以排遣愁怀。“犹”字写活了词人百无聊赖的情态。此外，剪弄灯火，古时妇女常藉以卜数夫君之归期。这两句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看似毫不经意，如叙写生活本身，实是几经苦炼，没有生活经历和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写就的。清词论家贺裳评这两句为“入神之句”（《皱水轩词筌》）。

　　全词从白天写到夜晚，刻画出一位热爱生活、向往幸福、刻骨铭心地思念丈夫的思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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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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