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山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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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怀人感梦的词，借梦写情，更见情痴，写得不落俗套。　

　　“门隔花深”，指所梦旧游之地。当时花径通幽，春意盎然。词人说：不料我去寻访她时，本拟欢聚，却成话别。为什么要离别，词中没有说明。“燕归愁”，仿佛同情人们离别，黯然无语。不写人的伤别，而写惨淡的情境，正是烘云托月的妙笔。前结“玉纤香动小帘约，”则已是即将分手的情景了。伊人纤手分帘，二人相偕出户，彼此留连，不忍分离。“造分携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江淹《别赋》）。下片是深入刻画这种离别的痛苦。 　

　　下片是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落絮无声春堕泪”，兼有两个方面一形象，一是写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写离别时的吞声饮泣。这里略去了。絮花从空中飘落，好象替人无声堕泪，这是写春的堕泪，人亦包含其中。“行云有影月含羞”，和上句相同，也是一个形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写人，“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韦庄《女冠子》），是写妇女言别时的形象，以手掩面，主要倒不是含羞，而是为了掩泪，怕增加对方的悲伤。同时也是写自然，行云遮月，地上便有云影，云遮月衬出月含羞。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概》）此词“落絮”、“行云”一联正是“寄言”。表面是写自然，其实是写情。词人把人的感情移入自然界的“落絮”“行云”当中，造成了人化的然感自然。而大自然的“堕泪”与“含羞”，也正表现了人的离别悲痛的深度，那说是说二人离别，连大自然也深深感动了。这两句把离愁幻化成情天泪海，真乃广深迷离的至美艺术境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这种黯然神伤心折骨惊的离情别绪，怎么能忘怀呢！有所思，故有所梦；有所梦，更生思绪。无昼无夜，度日如年，这刻骨相思是够受的。如此心境，自然感觉不到一丝春意，所以临夜东风吹来，比萧瑟凄冷的秋风更不堪忍受了。这是当日离别的情景，也是梦中的情景，同样也是此日梦醒时的情景。古人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的话，词人因离愁的浓重，他的主观感觉却把它倒转过来。语极警策。 　

　　春夜风冷，是自然现象；加上人心凄寂，是心理现象，二者交织融会，酿成“东风临夜冷于秋”的萧瑟凄冷景象，而且这种氛围笼罩全篇，此为《浣溪沙》一调在结构上的得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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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人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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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懒、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买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

参考资料：

　　关山月》充分地体现了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的作品。饱含诗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沉痛悲愤，读来使人泪下。这种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除了来自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多重套叠的对比示现修辞文本。

　　诗每四句分为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选取同一月夜下三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态度，作为全诗的结构框架，语言极为简练概括而内涵却又十分丰富深广。一边是豪门贵宅中的文武官员，莺歌燕舞，不思复国；一边是戍边战士，百无聊赖，报国无门；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诟，泪眼模糊，盼望统一。这三个场景构成了三幅对比鲜明的图画，痛斥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不恤国难的态度，表现了爱国将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中原百姓切望恢复的愿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爱国情怀。

　　第一段：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诗人先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总领全诗，与下文的诸种场景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诗的开始“和戎”句谓本应只是暂时权宜之计的和戎，却一忽而过十五年，有批评之意；将军能战而不战，“空”字质疑的语气很重。继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和“厩马肥死弓断弦”这两个典型情景为着眼点，进行对比。一边是深宅大院里歌舞升平；一边是马棚里战马肥死，武库中弓弦霉断。

　　“朱门”句指朝廷的权臣、重臣已经忘怀了国土沦陷的现状，“沉沉”用得很好，好像沉醉得很深，“按”字很好地写出重臣不以国家为重，唯知作乐的情形。“厩马”句写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得很沉痛。这种对比揭示了统治者终日醉生梦死，荒淫腐化，导致边防武备一片荒废的现状。这说明他们早已忘却国耻。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日日不忘抗金复国的伟大诗人陆游，面对统治者的苟安思想和腐朽生活，强烈的愤慨之情如万丈烈火，喷涌而出。

　　这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只顾自己的安乐，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朱门”一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实质，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却是一味追求灯红酒绿，争歌逐舞的享乐生活。他们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什么自欺其人的“和戎诏”，致使那些养来抗敌的战马，用来杀敌的弓箭，死的死，断的断，而且马是肥死，弓是朽断。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呀！“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这两句都与和戎下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段：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在这和戎诏下的十五年中，边关没有了流汗掉肉的辛苦操练，没有惊心动魄的流血战事，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在这里，诗人把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尚存者和死难者的命运和价值。对于尚存者来说，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和戎诏”，多少年来，他们无所事事，只有以阵阵刁斗声送走一轮又一轮的明月，只有把自己的心事寄托于幽咽的笛声中，每天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打发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三十岁左右参军的壮士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一个“催”字，下得何等急促，一句“壮士心”，写得何等赤诚，一个反问句，显得多么无奈！在这急促催月的刁斗声中，在这如怨如泣的笛声中，隐含了壮士们盼望杀敌立功，尽快结束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早日回归久别的家园的迫切心情，但这种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如果说存活者还可以有一丝幻想，那么对于死难者来说呢？“沙头空照征人骨”，一个“空”字，说明了战士们杀敌和归乡的诸种愿望，将随着老死边关、化做暴露于野的白骨而最终落空，也说明了他们的献出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价值。

　　诗歌忌重字，这句诗却与前面的“将军不战空临边”复用“空”字，看似败笔的两个字却正好将“将军”“征人”的生活命运构成了鲜明对比。生者无聊幽怨，死者暴尸沙场，生与死的对照画面揭示了战士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战士的满腔悲愤，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对和戎路线的无声控诉和对边关战士的深切同情。“空照”、 “谁知”等词语是他这种心情的写照。

　　最后四句是第三段：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从写边防战士转到写人民，写在敌人统治下被奴役的北方人民即所谓遗民。主要描绘中原遗民含泪盼望复国的画面。“中原干戈古亦闻”，诗人首先展现了一幅遥远浩瀚的历史背景图：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古代中华儿女为了抵御外辱，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诗人此句用意深刻：这一句上与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的现状遥相对照，形成古今对比的情景，借古讽今；下与“岂有逆胡传子孙”形成对比，诗人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和戎政策的无比愤慨之情。

　　紧接着，“逆胡传子孙”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构成一幅对比鲜明的情景：一边是占领中原的女真人在这里子孙成群，其乐融融，准备落地生根；另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泪，盼望统一，这两个情景两相对照，又融为一体。这幅图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陆游的另外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原沦陷地区，胡人的盛嚣尘上和遗民的痛苦凄惨，无不揭示了“和戎诏”的巨大祸害，展现了遗民的复国愿望。遗民们深受异族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盼望宋军能够挥戈北上，恢复祖国统一的局面。然而遗民们期待北伐，盼望恢复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只好空望着南方，伤心落泪。这就是结尾两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含义。

　　此诗的思想内容：《关山月》虽然既写了统治集团，又写了将士、遗民，但是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线索——南宋王朝下诏和戎，这是诗的第一句指明了的。正是因为下诏和戎，将军才不战空临边，战士才不得趁年轻力壮上阵杀敌，遗民才不得从外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诗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诗中所表现的对南宋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对抗敌爱国的将士和遗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正因为表现了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说《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陆游诗歌爱国主义精神还常常表现为他壮志未酬的愤懑。

　　在《关山月》诗中，虽然不像《书愤》等诗那样直接表现这一点，但是在“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等句子中间也隐含着自己倾音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诗人与抗金的将士们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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