駉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溥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骝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斁思，马斯作。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思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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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让我们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先看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1）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2）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3）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载驱薄薄，簟茀朱鞹。鲁道有荡，齐子发夕。
四骊济济，垂辔沵沵。鲁道有荡，齐子岂弟。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遨。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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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文每章的头两句是起兴，当是诗人所见。

　　下两章“束刍”、“束楚”同“束薪”。又参星黄昏后始见于东方天空。故知“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两句点明了婚事及婚礼时间。“在天”与下两章“在隅”、“在户”是以三星移动表示时间推移，“隅”指东南角，“在隅”表示“夜久矣”，“在户”则指“至夜半”。

　　三章合起来可知婚礼进行时间——即从黄昏至半夜。后四句是以玩笑的话来调侃这对新婚夫妇：“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粲者）。子兮子兮，如此良人（粲者）何！”问他或她在这千金一刻的良宵，见着自己的心上人，将是如何亲昵对方，尽情享受这幸福的初婚的欢乐。语言活脱风趣，极富有生活气息。其中特别是“今夕何夕”之问，含蓄而俏皮，表现出由于一时惊喜，竟至忘乎所以，连日子也记不起的极兴奋的心理状态，对后世影响颇大，诗人往往借以表达突如其来的欢愉之情，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此诗每小节的后四句颇值得玩味，诗人以平淡之语，写常见之事，抒普通之情，却使人感到神情逼真，似乎身临其境，亲见其人，领受到闹新房的欢乐滋味，见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丽的新娘，以及陶醉于幸福之中几至忘乎所以的新郎。这充分显示了民间诗人的创造力。

　　从整体上看这首诗好像洞房花烛夜新婚夫妻在逗趣，具有祝福调侃的意味，非常温馨、甜蜜。在这千金一刻的良宵，见着自己的心上人，将如何尽情享受这新婚的欢乐。语言活脱风趣，极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 “今夕何夕”之问，含蓄而俏皮，表现出由于一时惊喜，竟至忘乎所以，连日子也记不起了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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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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