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小词。词的前两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写的是农村恬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天景象。白色的荠菜花开满了田野，土地耕好了，又适逢春雨，群鸦在新翻的土地上觅食。聊聊数笔，把一幅乡间春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由荠菜开花而说“春入”，对平凡微贱的荠菜花寄予了极大的感情，又把“群鸦”写得充满生意，一点不像平时人们所见的那副使人讨厌的聒噪相。词人留意和刻画这些细物细事，可见其意态闲适。但是，接下来两句“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情绪陡变，适才令人心情舒爽的春色不见了，万种愁绪染白了的头发。词中说的是“白发”，实际上讲的是“愁绪”。“多情白发春无奈”，词人心情沉闷，只好到小酒店去饮酒解愁。这里“多情”二字写得诙谐，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词人那种带有苦味的诙谐。而在这诙谐中，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无可奈何的愁绪。面对这一派格调清新、色彩明丽、生机勃勃的春光，词人的内心深处也似乎有一股涌动的热情，他是多么希望为国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想到罢官的现实，又感到无可奈何，他因此而愁苦得白了头发，只得在傍晚时到挂有青布酒幌的酒店去赊一点酒喝，好在赊酒很方便。词人想借酒浇愁，可这酒又不能解除他内心的愁。

　　面对如画的春色，词人却来了愁绪。其原因可以从这首词的一小序“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找到一定的线索。这时，正是词人被罢官落职，不得不退居田园之时。这时他正壮年，还有精力，足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是不能耐得住清闲无为的生活的，所以词人游鹅湖，面对生机勃勃的春天，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事业上的失意与感叹岁月流逝的惆怅之情便油然而生。

　　清人王夫之说过：“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这也是词上阕的艺术手法。下阕写的是一幅农村景象：村民们悠闲自在，生活过得井然有序，牛栏附近的空地上种满了桑麻。春播即将开始，大忙季节就要到来，不知谁家的年轻女子，穿着白衣青裙，趁着大忙前的闲暇赶着去走娘家。与词的开篇几句不同，下阕词人从近处落笔，一个“闲”字，一个“细”字，一个“有”字，一个“趁”字，把农村生活的闲适与古朴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词人越是写闲适、古朴，越是让人联想到“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烦闷和无可奈何的情绪。词人无一字写自己，尽情描写客观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无我之境”，实际上“我”尽在其中。词人采用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把烦乱复杂的失意之情在这闲适的氛围中突现得淋漓尽致。透过农家们恬然自安的心态，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词人那种无奈背后的不甘闲居的进取之心，那种追求祖国统一的执着。

　　或许人有会找词人既然喜欢农村，喜欢农村古朴而又悠闲的生活，却还要借酒浇愁的原因。那么就必须结合词人当时的生活背景和他当时的处境去理解。辛弃疾是一位很有抱负、正义，充满爱国心的词人，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有的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有的是夸夸其谈，食言而肥，词人对此看透了，厌烦了，所以他要远离城市的喧闹，他认为美好的春天在田野，在溪头，在那漫山遍野雪白的荠菜花中。此时，他虽置身于纯洁、清新的农村，却还有愁苦，那是因为他不能忘怀祖国万里江山。他要奔赴抗金疆场，去收复已夺占的土地，那才是真正关心的事业，然而，他却被排挤到农村，过起“闲意态”的生活来，所以他感到愁苦。他不是不喜爱春天，但春天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这首《鹧鸪天》在辛词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却代表了辛词思想感情的主流，这是贯穿于词人一生的作品之中的，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1168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1189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1205年）

　　这首词在艺术上主要运用了对照的艺术手法，田园怡人的风光，农家闲适的生活，与词人“多情白发春无奈”的心情形成对照，从而含蓄地表现出词人不甘闲居又无奈惆怅的复杂心态；同时，这勃发的春色又暗含词人内心的不甘闲居、不甘消沉，表现了词人那如春的壮志，尽管这壮志被严酷的现实重压着。词的景物描写也很有特色，色彩明丽丰富，相映成趣；又动、静结合，人、物和谐，情、景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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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以回环起伏。跌宕有致的方式抒发了作者沉郁，惆怅和空虚的心境。作者寓情于景，借景物创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的境界，深沉淡淡雅，凝重旷远的意境中，烘托出词人曲折细腻、飘忽不定的复杂心绪。时空错综交织与意脉变化莫测，是此词的特点。

　　全词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起笔三句，写当日寒食白天之景，系追思实写。以下写当日夜色，是现境，系第二层。换头三句写当年寒食之邂逅。是回忆为第三层。以下写当日重寻前迹情景，又是追思实写。为第四层。第一层大开，第四层大合，中间两层则动荡幻忽，全篇神明变化几不可测，极尽千回百转刻骨铭心之情，又极尽其郁积深厚之意。整首词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激越凄楚，峭拔有力，迷离惝恍，意脉流转。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条风即调风指春风。春风骀荡，迷雾飘动，逗出一轮睛日，池塘水绿草清，一片春色。起笔三句，幅春意盎然的图画。可是，这并非此词基调。“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正是”二字，点明当下作词之现境。寒食之夜黯然无月，沉沉夜色笼罩天地，也笼定独坐堂上的词人心头。原来起笔三句乃追思实实写，追叙寒食白天的情景。“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寒食为清明前二日，春社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寒食前，其时燕子已经归来，故称梁间燕为前社客。上二句以沉沉夜色喻示自己心灵之沉重，这四句则从燕子之眼反观自己一人之孤寂。闭门之意象，更象征着封闭与苦闷。“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芸是一种香草，此处芸香借指乱花之香气。乱花飞过。院里院外，一片香气，其境极美，而残花满地，一片狼藉，则又极悲。此三句哀感顽艳，可称奇笔。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换头以“长记”二字领起遥远的回忆，为全词核心。词人心灵中的这一记忆，正是与天长、共地久的。那回，指双方不期而遇的那一年寒食节。“时”，是宋人词气辞，相当于“呵”。词人满腔哀思之遥深，尽见于这一声感喟之中。宋代寒食节有踏青的风俗，女性多乘油壁轻车来到郊外，其车壁用油漆彩饰，故名油壁。

　　记忆中这美好的一暮，词中仅倏忽而过，正如它人生中倏忽而过那样。以下，全写当日重游旧地情景。“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此二句化用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既点染寒食节气氛。也暗示出本事发生的地点汴京。下“又见”二字，词境又拉回当日白天的情境，从而引发出下文所写对当年寒食邂逅不可遏止的追寻。“青青草，迷路陌。”沿着当年踏青之路，词人故地重游，然芳草萋萋，迷失了旧路；可是词人却固执不舍，“强载酒、细寻前迹。”“强”字，道尽词人哀哀欲绝而又强自振作的精神状态。明知重逢无望而仍然携酒往游，而细寻前迹，终于寻到。“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市桥远处，那柳下人家，意与自己相识。可是此时自己只身一人，绝非当年双双而来可比。至此，上片起笔所写之盎然春意，只是当天重寻旧迹之前的一霎感受，其下所写之夜色沉沉、闭门愁寂，才是下片所写白天重寻旧迹之后的归宿。

　　清真词情深入骨。回忆与追思实写，是这位词人的两大的绝技。清真词具备这两个特点，可谓有体有用。此词是作者怀人之作，调名《应天长》，实有深意。南宋陈元龙注于调名下引《老子》“天长地久”及《长恨歌》“天长地久无终毕”二语，不愧词人之知音。此词声情与语言之特色也颇为明显。上片自“梁间燕”之下，下片“自青青草之下。皆为三、四字短句，此词韵脚为入声，句调既紧促，韵调又激越，全词声情便是一部激厉凄楚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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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三句先以“湛湛长空黑”烘托出胸中块垒，通过对昏黑风雨交加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满天密布深黑的乌云，再加上阵阵斜风细雨，使人心乱如麻，愁思似织，“乱愁如织”点出全篇主旨。重阳本来是登高之佳节，由于风雨凄凄，只能登上高楼，放眼遥望千山万壑，浩荡秋色。但“千崖秋色”，寂寞凄凉，会使人泪水滂沱。“白发”四句直抒“斜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说明词人是为神州残破沉沦的“往事”而极度伤心洒泪。“神州”二字曾在词人词中反复出现，说明恢复中原是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

　　“少年”三句遥接“斜眼平生”，折笔追叙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但是目前却青春已逝，壮志成空，进一步突出了如今的家国之恨。“常恨世人”三句则有更深寄托。词人慨恨文士不顾国家多难，只想效法魏晋名士风流的狂客行径，每年在重阳节登高，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把它称扬一番，毫无现实意义。“若对”两句，是说如自己这样的忧国志士，并不追慕魏晋风度，但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词意至此急转直下，壮志未酬，词人在感愤之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在此佳节也只能赏黄花以遣怀，借酒浇愁了。“鸿北去”，目送飞鸿北去，抒发对故土的思恋。“日西匿”暗指南宋国势危殆，振兴无望。以天际广漠之景物作结，与首句呼应，意余言外。

　　上片写重阳节登高望远所引起的感喟。下片批评当时的文人只知搬弄典故的浮泛文风，表达出词人对国事和民生的极端关注。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以议论为主，借题发挥，感慨苍凉。主旋律是英雄失路融家国之恨的慷慨悲歌，意象凄瑟，既豪放，又深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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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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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先是直抒思乡之情，谓虽已“甚颜华发”，却是“故山归计”仍未决。以问句出之，见感慨更深。

　　词人此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导致了“旧交新贵音书绝”。而且眼前，“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只有这位歌妓情意恳切，输肝沥胆，是可贵的知己。这首阊门留别词中，可以看到词人不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侍宴的歌妓，对她以及她们寄予深刻的同情，而且进一步把佳人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知音，把自己的宦游漂泊与歌妓不幸的命运联系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有不幸的命运，临别之际，作者自然会触动真情。

　　下片写与佳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由“殷勤别”到“离亭欲去”，意脉相连，过片自然。不同的是上片由己及人，下片由人到己，充分体现出双方意绪契合，情感交流。歌妓擅唱，以歌赠别属情理之中。但与自己最爱重的知音作别，就必然是未歌先凄咽，以至于泣不成声。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咽”字说尽了佳人的海样情深。十月初冬，寒风袭人，但双方只觉得离愁如满天细雨，纷纷扬扬，无穷无尽，一时意忘了冷风吹泪脸。

　　结句用武则天《如意娘》诗之诗意：“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词人用意则更进一层，劝佳人不用罗巾揾泪，任它洒满罗衫，等待再次相会时，以此作为相知贵心的见证。这既是劝慰佳人，也是自我宽解，此时洒泪相别，但愿后会有期。

　　纵观苏轼的一生，一直处于“欲仕不能，欲隐不忍”的矛盾中。自因反对新法而离京后，他郁郁不得志，思归故里之情更为迫切。此词即流露出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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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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