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

　　诗题为《山中夜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夜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竞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记》记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哀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夜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

参考资料：

　　吴江指滨临太湖东岸的吴江县。这首词主要写作者乘船漂泊在途中倦懒思归之心情。

　　起笔点题，指出时序，点出“春愁”的主旨。“一片春愁待酒浇”，“一片”言愁闷连绵不断。“待酒浇”，是急欲要排解愁绪，表现了他愁绪之浓。词人的愁绪因何而发，这片春愁缘何而生。接着便点出这个命题。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上片这五句，用跳动的白描笔墨，具体描绘了“舟过吴江”的情景。这“江”，就是流经吴江县的吴淞江，即吴江。一个“摇”字，刻画出他的船正逐浪起伏地向前划动，带出了乘舟的主人公的动荡漂泊之感。一个“招”字，描写出江岸边酒楼上悬挂的酒招子正在迎风飘摆、招徕顾客，也透露了他的视线为酒楼所吸引并希望借酒浇愁的心理。这两句都着笔于景物的动态。句中特别点出了吴江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地名，表现他的船已经驶过了秋娘渡和泰娘桥，以突出一个“过”字。这个渡口和桥都是用唐代著名歌女的名字命名的，船经此处，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作者偏偏挑出这两个地名，这里透露出他触景生情，急欲思归和闺中人团聚，漂泊思归，偏偏又逢上恼人的天气。作者用“飘飘”“萧萧”描绘了风吹雨急，并连用两个“又”字。表示出他对这“不解人意”的风雨的恼意。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首句点出“归家”的情思，“何日”道出飘泊的厌倦和归家的迫切。想象归家后的温暖生活，思归的心情更加急切。“何日归家”四字，一直管着后面的三件事：洗客袍、调笙和烧香。“客袍”，旅途穿的衣服。调笙，调弄有银字的笙，烧香，点熏炉里心字形的香。这里是白描，词人想像归家之后的情景：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袍；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娇妻调弄起镶有银字的笙，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白描是为了渲染归情，用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来突出思归的心绪。作者词中极想归家之后佳人陪伴之乐，思归之情段段如此。“银字”和“心字”给他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好、和谐的意味。

　　下片最后三句非常精妙。“流光容易把人抛”，指时光流逝之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地显示出时光的奔驰，也是渲染。蒋捷抓住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芭蕉叶子由浅绿变为深绿，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春愁是剪不断、理还乱。词中借“红”“绿”颜色之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词人在词中逐句押韵，读起朗朗上口，节奏铿锵。大大地加强了词的表现力。这个节奏感极强的思归曲，读后让人有“余言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味。《一剪梅》这个词牌，有叶六平韵和逐句叶韵两种写法。作者采用了逐句叶韵的格式，读起来更加铿锵悦耳。他还充分发挥了这种格式中四组排比句式的特点，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这都使它更像一支悠扬动听的思归曲，增添了它的余音绕梁之美。

参考资料：

《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唯吴兴为然。春游之盛，西湖未能过也。己酉岁，予与萧时父载酒南郭，感遇成歌。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 ，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淳熙十六年（1189）湖州春游作，所枨触全在昔年与一合肥妓女旧情，用情痴绝奇绝，非如此不足与言白石。萧时父，老诗人萧德藻的子侄辈。萧德藻赏识周济白石，以侄女妻之。偶然邂逅，白石与友人在湖州春游，迎面而来的小艇上，有女子恍似日夕相思的合肥旧识。“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一恍而过的镜头，眉目还真有些想象！然而“春渐远”，不是的。桃根桃叶，王献之二妾名，喻意中人姊妹行。

　　按，白石二十余岁在合肥时曾恋身份似为勾阑的女子，后再莅江淮，其人已杳。自此白石魂牵梦萦至于一世，“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女子妙解音乐，恨入四弦人欲老，宝筝能拨春风，此词以《琵琶仙》名调，包含音乐上的怀念。春渐远了，添几声伯劳哀鸣的“自绿汀洲”自拟。白石每比唐代“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实未尽当。歇拍“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深情追忆至“三生”，使人腹痛。

　　下片展开这可解又不可解的“三生”情愫。白石《淡黄柳》小序说合肥多种柳，“客居合肥城南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故白石咏柳几乎都和怀念合肥女子有关。丝丝柳色都在牵动“三生情愫”，所以下片隐括唐人咏柳三诗，并非泛泛之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偏要细说。此正词人性情和表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处。

　　引用改装三首咏柳唐诗，有何特点、有何用意？“宫烛分烟”用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此柳及柳花乃是蒙德宗皇帝御赏的为皇家气象凑趣之物，与一世布衣的白石大异，故一笔撇过，“奈愁里匆匆换时节。”“空阶榆荚”用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句意，此才是白石心目中之柳，故把一襟芳思付与，用两韵尽情渲染。“起舞回雪”句全词高潮。想见与合肥女子会心即在此千万缕起舞回雪处，杨花榆荚必有内心深处共鸣，否则不会终生难忘。末用王维《渭城曲》，虽是青青新柳，已渐淡渐远，西出阳关矣。“起舞回雪”，不作御街御柳，这是“三生杜牧”与合肥女子爱情的画龙点睛之笔。

　　一气清空，净化、淡化的渺茫爱情，云缕浪花般的追忆，又是何等执着浓郁。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