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塘久别乘月再到奉呈同社一首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

　　此词不止于追怀过去的游乐生活，还有政治失意之慨叹其中。

　　上片起头三句，写初春景物：梅花渐渐地稀疏，结冰的水流已经溶解，东风的煦拂之中，春天悄悄地来了。“暗换年华”，既指眼前自然界的变化，又指人事沧桑、政局变化。此种双关的今昔之感，直贯结句思归之意。

　　“金谷俊游”以下十一句，都是写的旧游，实以“长记”两字领起，“误随车”固“长记”之中，即前三句所写金谷园中、铜驼路上的游赏，也同样内。但由于格律关系就把“长记”这样作为领起的字移后了。“金谷”三句所写都是欢娱之情，纯为忆旧。“长记”之事甚多，而这首词写的只是两年前春天的那一次游宴。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花园，洛阳西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每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但词里，西晋都城洛阳的金谷园和铜驼路，却是用以借指北宋都城汴京的金明池和琼林苑，而非实指。与下面的西园也非实指曹魏邺都（今河北临漳西）曹氏兄弟的游乐之地，而是指金明池（因为它位于汴京之西）同。这三句，乃是说前年上已，适值新晴，游赏幽美的名园，漫步繁华的街道，缓踏平沙，非常轻快。

　　因忆及“细履平沙”故连带想起当初最令人难忘的“误随车”那件事来。“误随车”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的《嘲少年》：“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而李白的《陌上赠美人》：“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以及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则都可作随车的注释。尽管那次“误随车”只是无心之误，但却也引起了词人温馨的遐思，使他对之长远地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絮翻蝶舞”四句，写春景。“絮翻蝶舞”、“柳下桃蹊”，正面形容浓春。春天的气息到处洋溢着，人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芳思交加”，即心情充满着青春的欢乐了。此处“乱”字下得极好，它将春色无所不，乱哄哄地呈现着万紫千红的图景出色地反映了出来。

　　换头“西园”三句，从美妙的景物写到愉快的饮宴，时间则由白天到了夜晚，以见当时的尽情欢乐。西园借指西池。曹植的《公宴》写道：“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曹丕《与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又云：“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词用二曹诗文中意象，写日间外面游玩之后，晚间又到国夫人园中饮酒、听乐。各种花灯都点亮了，使得明月也失去了她的光辉；许多车子园中飞驰，也不管车盖擦损了路旁的花枝。写来使人觉得灯烛辉煌，车水马龙，如目前。“碍”字和“妨”字，不但显出月朗花繁，而且也显出灯多而交映，车众而并驰的盛况。把过去写得愈热闹就愈衬出现的凄凉、寂寞。

　　“兰苑”二句，暗中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怀旧之意，与上“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是事可念，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此时酒楼独倚，只见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既无飞盖而来的俊侣，也无鸣笳夜饮的豪情，极目所至，已经看不到絮、蝶、桃、柳这样一些春色，只是“时见栖鸦”而已。这时候，宦海风波，仕途蹉跌，也使得词人不得不离开汴京，于是归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地涌上心头。

　　此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其一，结构别具一格，上片先写今后写昔，下片先承上写昔后再写今，忆昔部分贯通上下两片。其二，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以昔衬今，极富感染力。

参考资料：

　　有人说，中国古代抒情诗词中很少有主词，这首也是如此。读者只有根据抒情主人公的口吻、语气、举动及她身边的器物等等来推断性别，身份。这首词抒情主人公似应是一位怀人的女子。

　　上片开首两句是说风清月圆，正是良辰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接下去两句却意绪陡转，“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风月好不好，其实不在于风月，而在于人的心情。心情不好，风月将处处衔愁。杜甫《春望》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玉楼春》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说得透辟。上片，作者曲笔回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怀人女子那缠绵的、难于排遣的痛苦。

　　过片紧扣一个“愁”字。“熏麝”指熏炉中的香料。“寒虫”即蟋蟀。“心将”二句是说，自己的心和熏炉中的香料一样燃焦了；自己低低的吟咏跟蟋蟀的鸣叫一般凄楚。这两句中，“焦” 、“切”二字下得准确、形象、老到，使得人与熏麝，人与寒虫融为一体了，人内心的焦灼不安，人内心的凄苦难耐也借二字传导而出了。

　　“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以动作结情，构思巧妙，新颖。“遽”，匆忙，急之意。想念意中人而不得见，内心焦灼不安，于是想到还是上床睡觉吧，指望以此抛开痛苦烦恼。可是这也不行。想解带脱衣，反而结成了死结。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在此却显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活脱脱写出一个烦恼人的烦恼心态。“解带翻成结”一句，语浅情深，实乃天籁之声，神来之笔，不知贺铸何由得来！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曾说：“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这首《愁风月》也是结句妙绝的一例。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想见 一作：想得)

　　“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势突兀。写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怀念友人、望而不见之意；各缀一“海”字，更显得相隔辽远，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诗云：“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寄雁传书谢不能”，这一句从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见，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怀李白》诗里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强调音书难达，说“鸿雁几时到”就行了。黄庭坚却用了与众不同的说法：“寄雁传书——谢不能。”意谓：我托雁儿捎一封信去，雁儿却谢绝了。“寄雁传书”，这典故太熟了，但继之以“谢不能”，立刻变陈熟为生新。黄庭坚是讲究“点铁成金”之法的，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类似“剽窃”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上面所讲的诗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传书”，作典故用，不过表示传递书信罢了。但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秦观《阮郎归》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黄庭坚的诗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儿拟人化，写得更有情趣。

　　第二联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甚至可说是“陈言”，谈不上“奇”。张耒称为“奇语”，当然是就其整体说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处，他没有讲。其实，正是黄庭坚这样遣词入诗，才创造出如此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任渊说这“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看来是弄错了。据《黄几复墓志铭》所载，黄几复于熙宁九年（1076年）“同学究出身，调程乡尉”；距作此诗刚好十年。结合诗意来看，黄几复“同学究出身”之时，是与作者在京城里相聚过的，紧接着就分别了，一别十年。这两句诗，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诗人摆脱常境，不用“我们两人当年相会”之类的一般说法，却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这太常见了，但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沈约《别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故人相见，或谈心，或论文，总是要吃酒的。仅用“一杯酒”，就写出了两人相会的情景。诗人还选了“桃李”、“春风”两个词。这两个词，也很陈熟，但正因为熟，能够把阳春烟景一下子唤到读者面前，用这两个词给“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会之乐表现出来了。

　　其实要用七个字写出两人离别和别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诗人却选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抒写。“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流转和飘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就更增加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所以接着选了“灯”字。“灯”，这是一个常用词，而“十年灯”，则是作者的首创，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联缀，就能激发读者的一连串想象：两个朋友，各自飘泊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这般情景，已延续了十年。

　　晚唐温庭筠不用动词，只选择若干名词加以适当的配合，写出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颇为后人所称道。欧阳修有意学习，在《送张至秘校归庄》诗里写了“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一联，终觉其在范围之内，他自己也不满意（参看《诗话总龟》、《存余堂诗话》）。黄庭坚的这一联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却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都是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现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

　　同时这两句诗，还是相互对照的。两句诗除各自表现的情景之外，还从相互对照中显示出许多东西。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

　　“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极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飘泊极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并非偶然。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表现黄几复的为人和处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这两句，也是相互对照的。作为一个县的长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儿的四堵墙壁，这既说明他清正廉洁，又说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读书”，无心、也无暇经营个人的安乐窝。“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在这里，当然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说他善“治国”，《国语·晋语》里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说法。黄庭坚在《送范德孺知庆州》诗里也说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衬，就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而杜甫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穷年忧黎元”的激情，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诗的语言，也丰富多彩，元稹就赞赏“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的一面。当然，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几复》，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黄庭坚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谐律是有讲究的，方东树就说他“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在这一点上，他也学习杜甫。杜甫首创拗律，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有时自发钟磐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等句，从拗折之中，见波峭之致。黄庭坚推而广之，于当用平字处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响新异，具有特殊的韵味。这首《寄黄几复》亦然。“持家”句两平五仄，“治病”句也顺中带拗，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峭的音响，正有助于表现黄几复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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