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

左丘明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37篇诗文

典故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 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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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公元63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政和元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明洪武四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嘉靖九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1741年(清乾隆六年)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1751年(乾隆十六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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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 史学家。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为炎帝后裔,是姜子牙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因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故后人亦称盲左。

  左丘明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东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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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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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推断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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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宿

  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著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左传》和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其惊世名著《左传》、《国语》中外驰名,被誉为 “ 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 。 古人谓之 “ 先儒 ”“ 先贤 ” ,史学界推其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经过初步开发,景区高标准、高起点修复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规模宏大,甚为壮观。左丘明文化纪 念馆,内有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左丘明史学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然而千百年来,史学界对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却多有不同见解,有说枣庄峄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举办了全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北大、中国社科院、山大等院校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云集肥城,进行学术交流。大会有20多件论文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根据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会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在“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上获得的消息:春秋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左丘明的里籍,在“漂泊”了几千年后,终于找到了“归宿”——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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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简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详述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u0027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u0027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u0027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u0027”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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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历史

家世渊源 学识渊博
  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1725年(清朝雍正三年),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渊源
  血统关系
  《精舍志 》卷二《本传志》云:“先贤左邱明,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授经图”现本作“受经图”,没有文字说明,上述文字当出于现本《精舍志》所依据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邱,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印六世孙)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嘉十三世孙)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见之,与之语,左史倚相趋过,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弑其君,处于乾溪,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据《精舍志》所载,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孙。旧方志所谓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后”③ 当本于《精舍志》。
  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龄应当略长。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韩非子/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韩非子·说林下》云:“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句践已平吴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楚世家》云:“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所谓“已平吴”、“已灭吴”皆指越国灭吴,前473,越灭吴后,左史倚相仍然健在,并给楚王出谋划策。所以有人推断:“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灵王说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还存在,是倚相以寿八十岁计,当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时约20余岁,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达有误:“550”当为“前550”,“奔楚”当为“首见楚”或“在楚”,“前482”指越灭吴当为“前473”,“480”当为“前470”,如此方能计以八十。按纠误后的推测,倚相生卒年约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虽无可考,但可从孔子与其关系推测大概。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将左丘明视为自己的人格楷模。《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元初翰林学士李谦《肇建肥城庙学记》曰:“匾其讲授之堂曰‘君子’,取乐正子春所谓‘肥有君子’之义。”⑤因为“昔乐正子春日: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⑤ “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叹语,意为肥邑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见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长者,当年长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遗像志》有一“荐圣图”,文字曰:“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邱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讹。赵师圣者不知何人,然从其文学古朴,内容合乎孔子打击三桓,左丘明荐孔与上文孔子长者身份相合三点观之,该节文字似有所本,当为比较可信的文献资料。荐孔一事明确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后人的各种经今文学说,进一步佐证了左丘明是年龄稍长孔子并深受孔子敬重的鲁太史和鲁君子。倚相大体与孔子同龄,左丘明既年长孔子,亦必年长倚相,焉得成为倚相之孙?即使倚相40岁生孙左丘明,则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时才十来岁,到孔子死时也不过30岁左右的孙辈人物,又何以推荐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
  其次,《左传》没有丝毫痕迹。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确实发生内乱,《左传》对是年楚国内乱的记载颇为详细。《左传》往往记载各国大夫、官员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这场内乱中逃来鲁国,详细记载中何以毫无蛛丝马迹?况且,楚国内乱这年倚相至多20余岁,他本人没有离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鲁?
  再次,有人研究以为,“(楚)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⑥。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
  最后,《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分“姓谱”“世系”两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从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后者从左丘明开始逐代谱列以后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谓“世次详明”。但其中存有两个疑点:第一,“姓谱”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没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谱系,当以邱氏开祖印为“一代”,若以居鲁而计也当以左丘明之父为“一代”,而邱氏谱氏的代次却是将左丘明列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来源的关键环节,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谱系的依托痕迹。
  以上四点,可知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精舍志》的“姓谱”部分当多属依托,正如嘉庆八年礼部驳议:“此固太公少子以邱为氏,故牵合附会。”⑦ 旧方志所谓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谱”,皆不足为训

后人姓氏
  《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记载了从“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洁”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学? (按:同于上文),生子五: 、堂、懿、寿、考”;“十六代 汉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阳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鲁古肥子国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乱,举族流于枣强,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乐二年自枣强抱姓谱及亲族还肥邑”;“六十四代云街?明天启元年本邑知县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访求邱明后裔,得云街”。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
  此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伪等问题略作讨论。
  左丘明姓氏历来存在争议,或云姓左,或曰姓丘,或谓复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响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应该排除复姓左丘,因为先秦两汉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复姓,却单单没有左丘,而且后代文献中也从无一个复姓左丘的人证。尽管司马迁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犹如“晋重”“史迁”,不过别称而己,不足说明问题。其次应该排除邱姓,邱姓也没任何根据。或以为尊称不单呼名,汉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称尊称不单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称则不尽然,单呼名者普遍见诸文献,未必皆非尊称,第二人称的习惯用法不可用来证明第三人称尤其是后人对古人的第三人称。左姓最有可能。《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太史。”孔颖达《礼记正义·玉藻》曰:“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春秋是个造姓时代,由左职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规律。不论左丘明原来姓左还是另有其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代人是把他作为左姓看待的。所谓《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传》等就是明证。汉代经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只有《诗》齐、鲁两家以地命名,以职命名者一家没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见汉人认左丘明姓左。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左丘明后人亦应姓左。此与《精舍志》的资料恰好吻合。《精舍志》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所谓“迁楚”固属附会,但十五代孙起以前“以左为姓氏”却记得十分明确。另外,《精舍志》各卷图谱文字多称“左子”,此称颇似先人所传,置于先秦时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职称。由此看来,说左丘明及其后人姓左当无大误。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⑧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精舍志》所谓“去左袭邱”实乃“改左为邱”,即去掉左姓而袭用丘明的丘字为姓。其中“袭”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说明原来就姓邱,因为“姓谱”是追述到营邱的,而实际上却是“袭”的“丘明”之“丘”,从上文可知根本与营邱无关。且不说按“姓谱”邱氏的左姓从嘉逃楚开始至起改姓已经34代千有余年,即使从左丘明开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边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后又忽然继续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复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实际又证明历来没有复姓左丘,邱氏谱系本身也不存在复姓问题。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作为左丘明后裔的都君邱氏本来姓左,他们尊左丘明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确列出一个“左”字为其姓氏,邱明之后当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时,因邱明为一代始祖,且功德显赫,便袭取其名的“邱”字以为新姓氏,又附会太公支子营邱的古说以托邱氏渊源悠远。应该说,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与营邱没有任何关系。
  肥城都君庄义为君子邑聚,相传是左丘明故里。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这里主要讨论宋代以前。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上引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礼仪志》云:“左邱子祠,在县署东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庆八年邱明善所上汉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左传精舍志序》称‘左传精舍’,此即故址。”清志虽然较晚,但其中资料信息却较早,且绝对不是邱明善伪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贤左子祠在肥城县城内文庙东南,旧名‘左传精舍’,相传即左邱明传《春秋》处也。”《精舍志》卷四《艺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其中说:“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访其遗迹,知此即为传《春秋》之处,故名曰‘左传精舍’。洁奠,下询其居守子孙,则后裔邱芳携其旧谱而至间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观其庙貌渐颓,因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孙,排行居二,根据上述资料,建武五年嫡兄邱 授湖阳主簿,次年邱堂写出所谓《左传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传精舍”,并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谱。嘉庆八年邱廷煜为邱明善请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证了这一点:“十六代孙邱堂纂续旧谱,重修祠宇,子孙世守,依墓而居,递及六十九代孙即生胞伯祖邱玉洁,祠墓宗谱凡经五修。”⑨而实际重修次数恐怕更多。经千余年50多代展转重修相传,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谓《左传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经难于说清,所以当时礼部驳议也就振振有辞:“既称‘志序’,当别有《左传精舍志》一书,乃谱中所称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谱,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薰沐敬书’,汉代无此款式” ⑦;“(遗像)三图既称旧谱所传,则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发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水中丞之类,全同时式” ⑦;“《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呢?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原因何在?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邱两姓
  《精舍志》 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邱明世为鲁左史官)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
  《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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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相绝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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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夏天四月初五,晋历公派吕相去秦国断交,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与穆公相友好,同心合力,用盟誓来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文公逃亡齐国,惠公逃亡秦国。不幸献公去逝,穆公不忘从前的交情,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回晋国执政。但是秦国又没有完成大的功劳,却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事后穆公心里感到了后悔,因而成全了我们文公回国为君。这都是穆公的功劳。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文公亲自戴盔披甲,跋山涉水,经历艰难险阻,征讨东方诸候国,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君王,这就已经报答了秦国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扰君王的边疆,我们文公率诸侯和秦国一起去包围郑国。秦国大夫不和我们国君商量,擅自同郑国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种做法,要同秦国拼命。文公担心秦国受损,说服了诸侯,秦国军队才得以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们对秦国有大恩大德之处。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不幸文公去逝,穆公不怀好意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轻视我们襄公,侵扰我们的淆地,断绝同中国的友好,攻打我们的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间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扰乱我们的盟邦,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以往的功劳,却又害怕国家灭亡,所以才有淆地的战斗。我们是希望穆公宽免我们的罪过,穆公不同意,反而亲近楚国来算计我们。老天有眼,楚成王丧了命,穆公因此没有使侵犯中国的图谋得逞。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穆公和襄公去逝,康公和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先君献公的外甥,却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公子雍回国争位,让他扰乱我们的边疆,于是我们才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肯悔改,入侵我们的河曲,攻打我们的涑川,俘虏我王官的人民,夺走我们的羁马,因此我们才有了河曲之战。与东方贵国的联系不通的原因,正是因为康公断绝了同我们的友好关系。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等到君王即位之后,我们景公伸长脖子望著西边说:‘恐怕要关照我们吧!’但君王还是不肯开恩同中国结为盟好,却乘我们遇上狄人祸乱之机,入侵我们临河的县邑,焚烧我们的萁、郜两地,抢割毁坏我们的庄稼,屠杀我们的边民,因此我们才有辅氏之战。君王也后悔两国战争蔓延,因而想向先君献公和穆公求福,派遣伯车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们和你们相互友好,抛弃怨恨,恢复过去的友谊,以追悼从前先君的功绩。’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逝了,因此我们国君才有了令狐的盟会。君王又产生了不善之心,背弃了盟誓。白狄和秦国同处雍州,是君王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君王赐给我们命令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攻打狄人。’我们国君不敢顾念姻亲之好,畏惧君王的威严,接受了君王使臣攻打狄人的命令。但君王又对狄人表示友好,对狄人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答应了你们的要求,心里却憎恨你们的做法,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同样憎恨君王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叛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们要求结盟。他们向著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和楚国的三位先王宣誓说:‘我们虽然和晋国有来往,当我们只关注利益。’我讨厌他们反复无常,把这些事公开,以便惩戒那些用心不专一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感到痛心疾首,都来和我亲近。现在我率诸侯前来听命,完全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君王肯开恩顾念诸侯们,哀怜寡人,赐我们缔结盟誓,这就是寡人的心愿,寡人将安抚诸侯而退走,哪里敢自求祸乱呢?如果君王不施行大恩大德,寡人不才,恐怕就不能率诸侯退走了,请向你的左右执事布置清楚,使他们权衡怎样才对秦国有利。”

  夏四月戊(wù)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lù)力同心,申之以盟誓(shì),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lù),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bǐ)我惠公用能奉祀(sì)于晋。又不能成大勋(xūn),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jué)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国大夫,魏骑现依的儿子魏相,因食邑在吕,又称吕相。绝;绝交。戮力:合力,并力。申:申明。重:加重,加深。昏姻:婚姻。秦、晋国有联姻关系。天祸:天降灾祸,指骊姬之乱。无禄:没有福禄。这里指不幸。即世;去世。俾:使。用:因为。奉祀;主持祭祀。这里指立为国君。韩之师:韩地的战争,指秦晋韩原之战。厥:其,指秦穆公。用:因而。集:成全。

  “文公躬擐(huàn)甲胄,跋(bá)履山川,逾(yú)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yú)、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jiāng)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suí)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躬:亲身。擐:穿上。跋履:跋涉。胤:后代。东方诸侯国的国君大多是虞、夏、商、周的后代。旧德:过去的恩惠。怒:指侵犯。疆场:边疆。询:指商量。擅及郑盟:擅自与郑人订盟。疾:憎恶,憎恨。致命于秦;与秦国拼命。绥静:安定,安抚。大造:大功。西:指秦国。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miè)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xiáo)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tiǎn)灭我费(fèi)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yǔn),是以有淆(xiáo)之师。犹愿赦(shè)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不吊:不善。寡:这里的意思是轻视。迭:同“轶”,越过,指侵犯。奸绝:断绝。我好:同我友好。保:同“堡”,城堡。殄灭;灭绝。费: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附近。费滑即滑国。散离:拆散。兄弟:指兄弟国家。挠乱;扰乱。同盟:同盟国家,指郑国和滑国。犹愿:还是希望。即楚:亲近楚国。谋我:谋算我晋国。诱:开启。衷:内心。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quē)(jiǎn)我公室,倾覆我社稷(jì),帅我蝥(máo)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sù)川,俘我王官,翦我羁(jī)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穆、襄:秦穆公和晋襄公。康、灵:秦康公和晋灵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是晋文公的外甥,所以说“自出”。阙翦:损害,削弱。蟊贼:本指吃庄稼的害虫,这里指晋国公子雍。悛:悔改。河曲: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东南。涑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俘:劫掠。王官:晋国地名,在今山西闻喜西。羁马:晋国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东道:晋国在秦国东边,所以称“东道”。不通:指两国断绝关系。

  “及君之嗣(sì)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shù)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dí)难,入我河县,焚我箕(jī)、郜,芟(shān)夷我农功,虔(qián)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jiǎo)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xiū)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chóu),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hào)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gǔ)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nì)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jīn)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君:指秦桓公。引:伸长。:脖子。蔗:大概,或许。抚:抚恤。称盟:举行盟会。狄难:指晋国同狄人打仗。河县:晋国临河的县邑。箕:晋国地名,在今山西蒲县东北。郜: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祁县西。芟:割除。夷:伤害。农功:庄稼。虔刘:杀害,屠杀。边垂:边陲,边境。辅氏:晋国地名,在今陕西大荔东。聚:聚众抗敌。伯车:秦桓公之子。寡君:指晋历公。不详:不善。白狄:狄族的一支。及:与。同州:同在古雍州。婚姻;指晋文公在狄娶季隗。吏:指秦国传令的使臣。是用:因此。二三其德;三心二薏,反复无常。昭:明。昊:广大。秦三公:秦国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楚国成王、穆王、庄王。出入:往来。唯利是视:一心图利,唯利是图。不壹:不专一。昵就:亲近。帅以听命:率诸侯来听侯君王的命令。承宁:安定。不佞:不敏,不才。图:考虑。利之:对秦国有利。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吕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吕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吕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吕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吕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吕君,寡吕襄公,迭吕肴地,奸绝吕好,伐吕保城。殄灭吕费滑,散离吕兄弟,挠乱吕同盟,倾覆吕国家。吕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吕。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吕。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吕之自出,又欲阙翦吕公室,倾覆吕社稷,帅吕蝥贼,以来荡摇吕边疆,吕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翦吕羁马,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吕好也。

  “及君之嗣也,吕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吕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吕河县,焚吕箕、郜,芟夷吕农功,虔刘吕边垂,吕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吕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吕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吕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吕。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吕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吕:“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吕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吕,再用楚人告吕,引告吕。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吕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吕公室”,“摇荡吕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吕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剪吕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吕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吕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2、 傅德岷.《古文观止鉴赏》:崇文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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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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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币人病之。

  二月,币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晋范宣子执政,诸侯去朝见晋国时的贡纳的财礼很重,郑国人对此感到头痛。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二月,郑简公到晋国去。子产托子西带信告诉范宣子,说:“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到您的美德,却听到您要很重的贡物,我对此感到迷惑。我听说君子执掌国家和家族政权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国,那么诸侯就会叛离。如果您贪图这些财物,那么晋国的内部就会不团结。诸侯叛离,晋国就要受到损害;晋国内部不团结,您的家族就会受到损害。为什么那样糊涂呢!贪图得来的财货又有什么用呢?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好名声,是装载德行远远传播的车子。德行,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基础才不至于败坏,不也应该致力于这个吗?有了德行就会与人同乐,与人同乐才能在位长久。《诗经》说:‘快乐啊君子,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这就是说有美德啊!‘上天看顾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有好名声啊!心存宽恕来发扬美德,那么好名声就可以四处传播,因此远方的人纷纷来到,近处的人得到安心。是宁可让人说您‘您确实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来养活自己’呢?大象有了象牙而使自己丧生,这是因为象牙也是值钱的财货呀。”

  宣子说,乃轻币。
  范宣子听了很高兴,就减轻了诸侯进贡的财礼。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2、 傅德岷.《古文观止鉴赏》:崇文书局,2010

  范宣子为政,诸(zhū)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币:帛,古代通常用作礼物。这里指诸侯向盟主晋国进献的贡品。病:这里作动词用,忧虑。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huì)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èr);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郑伯:郑简公。子产:即公孙侨,一字子美。郑简公十二年(前554)为卿,二十三年(前543)执政。寓:寄,传书。子西:郑大夫。当时随从郑简公去晋国。 侨:子产自称。贿:财物。

  夫令名,德之舆(yú)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wú)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jùn)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fén)其身,贿也。”
  令名:好的名声。公室:指晋君。赖:恃,凭借。没没:沉溺,贪恋。舆:车子。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只:语助词,没有意义。见《诗经·大雅·大明》篇。“无贰尔心”:即“尔心毋贰”。迩:近。 浚:取。 焚身:丧身。

  宣子说,乃轻币。
  说:通“悦”,高兴。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2、 傅德岷.《古文观止鉴赏》:崇文书局,2010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帝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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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满对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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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楚王攻打陆浑戎人,于是到了雒水,在周朝边境上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楚王问到周王室的九鼎的大小轻重。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于道德,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在实行德政的时候,远方各地把各种奇异东西都画成图象,九州贡献出金属,铸成九鼎,把画下来的各种东西的图象铸在鼎上,鼎上面有各种东西的图象,教人民知道神物和怪异。所以人民进入川泽山林,不会碰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螭魅罔两这些妖怪都不会遇到。因此能够上下和协,受到上天的保佑。夏桀昏乱,鼎迁到商朝,前后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周朝。天子德行美善光明,鼎虽然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虽然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美德的人,是有一定极限的。成王把九鼎放在郏鄏,曾经占卜过,可以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今天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减了,可天命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楚子伐陆浑(hún)之戎,遂至于雒(luò),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dǐng)之大小轻重焉。
  王孙满:周大夫,周共王的玄孙。对:回答。楚子: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陆浑之戎:古戎人的一支。也叫允姓之戎。原在秦晋的西北,春秋时,被秦晋诱迫,迁到伊川(今河南伊河流域),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为晋所并。雒:指雒水,今作洛水。发源于陕西,经河南流入黄河。观兵: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疆:边境。定王:襄王的孙子,名瑜,周朝第二十一位王,公元前606年至前586年在位。劳:慰劳。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chī)(mèi)(wǎng)(liǎng),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jié)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sì)六百。商纣(zhòu)暴虐(nüè),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zuò)明德,有所止。成王定鼎于郏(jiá)(r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鼎:即九鼎。相传夏禹收九牧所贡金铸成九个大鼎,象征九州,三代时奉为传国之宝,也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反映他对王权的觊觎。图:画。贡:把物品进献给天子。金:指青铜。九牧:即九州。传说古代把天下分为九州,州的长官叫牧。贡金九牧,是“九牧贡金”的倒装,犹言天下贡金。铸鼎象物:用九州的贡金铸成鼎,把画下来的各种东西的图象铸在鼎上。百物;万物。备:具备神奸:鬼神怪异之物。不逢不若:不会遇到不顺的东西。逢,遇。若,顺,顺从。螭魅:也作“魑魅”。传说山林里能害人的妖怪。罔两:传说中河川里的精怪。用:因。协:和协。休:荫庇,保佑。昏德:昏乱的行为。祀:年。与“载”同义。德之休明:犹言德若休明。休明,美善光明。奸回;奸恶邪僻。祚:赐福,保佑。明德:美德。这里指明德的人。止:限度,极限。成王:周成王。定鼎:定都。九鼎为古代传国的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郏鄏:地名。周王城所在,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卜世:谓预卜周朝能传至几代。卜,占卜。古人用火灼龟甲,根据灼开的裂纹来预测未来吉凶。世,父子相继为一世。卜年:谓所得之年。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野心家代不乏人。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君的楚庄王,经过长期的争斗,凭借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自以为羽翼已丰,耀武扬威地陈兵于周天子的境内,询问九鼎大小轻重,试图取而代之。周大夫王孙满由楚庄王问鼎敏感地意识到他吞并天下的野心,就以享有天下“在德不在鼎”的妙论,摧挫打击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后世以“问鼎”比喻篡逆野心。

  历史发展到鲁宣公的时候,周王的权杖早已失去昔日的威严,地处荒蛮的南楚日渐强大。于是,楚庄王出兵北伐伊川境内的陆浑之戎,顺势移兵洛邑,居然在周王室境内进行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周定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还不得不派自己的大夫王孙满去慰劳。见面后,楚庄王竟然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个楚庄王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飞扬跋扈,气势汹汹,蛮横无礼,蔑视周定王,对其欲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毫不掩饰。王孙满忠诚而睿智。他的回答从容不迫而隐含凌厉。全篇故事便在“霸”与“德”的矛盾中展开。两个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孙满的回答,从“德”、“天”二字入手。先从“德”字出发,以“德”抗“霸”,一语击破楚庄王的问鼎野心:“在德不在鼎。”立论如金石,坚不可摧。接下来,以夏、商、周的历史变迁为鉴,有根有据地讲述了鼎的来历和几易其主的过程,用以说明有德的君主才配有九鼎,才会拥有天下。由鼎的轻重引申到德的轻重,摧挫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霸”而无“德”,你还不配问鼎。鼎随德迁,那么如今周德如何?还没等愚昧的楚庄王醒过神来,王孙满妙转机杼,又搬出个“天”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周王朝的命数是天定的,天命难违,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王孙满的答话,无一句直接指说楚庄王,却无一语不在谴责他,既狠击其心,又死封其口。条理严密,涵蓄有力,与楚庄王的凶蛮直率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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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家告赵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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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于是晋侯不见宋伯,以为贰于楚也。宋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宋,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晋灵公在扈会合各国,为的是平定宋国的内乱。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侯不召见郑伯,以为他有贰心,暗地里依附了楚国。郑国的大夫子家派通讯官送给书信,用来告诉晋国的赵宣子说:“我国的国君即位三年,召集蔡侯和他一起侍奉你们襄公。九月,蔡侯来到我国准备出行到晋国,我国因为侯宣多的祸乱,国君因此不能和蔡侯一起朝见你们的国君。十一月,侯宣多的乱事稍稍平定之后,就和蔡侯一起在百官面前来朝见你们的国君。十二年六月,归生又辅佐我们国君的太子夷,为陈侯朝见晋国的事向楚国请命。十四年七月,我国国君又前往朝见,来完成陈侯朝晋的事。十五年五月,陈侯才得以从我国前往晋国朝见。去年正月,烛之武辅佐太子夷前往朝见。八月,我国国君又前往朝见。以陈、蔡两国跟楚国贴近,却不敢对晋国有贰心,这都是有我国的原因啊。虽然我国一再为贵国效劳,为什么还被认为有罪呢?我国国君在位的时候,一次朝见晋襄公,两次朝见现在的晋君,太子夷和我们两三位大臣,相继来到绛都朝见。虽然我们是小国,事大国之礼没有超过我们的啊。现在大国却说:‘你没有达成我的愿望。’要是这样,我国只有灭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增加我们事晋国的礼数了。古人有话说:‘顾头顾尾,身体还剩下什么地方不顾呢?’还说:‘鹿要死了是不会挑选荫凉的地方的。’小国为大国效劳,大国有恩惠,那小国还是懂得报答恩惠的人;大国没有恩惠,那么小国只好是被逼冒险的鹿了。走得太快,就必然要走那些危险的地方,被逼急了哪里还能选择呢?你们的命令无法理解极端艰难,我们也知道自己终究要灭亡了。只好集中全部的兵力在鯈等待,就只听您的命令了!郑文公二年,我国朝见齐桓公;四年,替齐国侵占了蔡国,蔡是楚的属国,可是我们还和楚国建立了同盟。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听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有罪吗?大国如果不替我们着想,我们就没法逃避你们的命令了。”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晋国的大夫巩朔和郑国签订盟约,把赵穿和晋灵公的女婿池做人质留在郑国。

  晋侯合诸侯于扈(hù),平宋也。
  晋侯:指晋国国君晋灵公。 扈:郑国城邑,故地在今河南原阳县。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guǎ)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bì)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xié),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dí)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chǎn)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ěr)于楚,而不敢贰(èr)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xiāng),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miè)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chěng)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tǐng)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wǎng)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tiáo),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郑伯:指郑国国君郑穆公。子家:郑国公子,大夫。执讯:掌管通讯联络的官。赵宣子:晋国卿大夫赵盾。蔡侯:指蔡庄公。侯宣多:郑国大夫,因立郑穆公有功,所以侍宠专权作乱。归生:即子家,归生是其名子是字。 夷:郑国太子。陈侯:陈国君主共公,名朔。蒇:完成。陈侯:陈灵公,名 平公,即陈共公之位。孤:指郑国国君。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新绛县。蔑:无。音:同“荫”。赋:指兵,古代按田赋出兵,所以称赋。鯈:晋,郑交界的地方。

  晋巩朔(shuò)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成:讲和修好。巩朔:晋大夫。赵穿:晋国执政大夫。池:晋灵公的女婿。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贰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贰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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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碏谏宠州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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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庄姜,容貌很漂亮,却没有儿子。卫国人做了一首名为《硕人》的诗就是描写她的美貌的。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一个妻子,叫厉妫,生了儿子孝伯,早死。跟她陪嫁来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公子州吁,是庄公爱妾生的儿子,卫庄公十分宠爱他,又喜欢军事,但庄公不禁止,庄姜很厌恶他。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石碏规劝庄公道:“我听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以正确的礼法来教导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不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淫荡、逸乐,就是走向邪路的开端。这四个方面的产生,都是宠爱和赏赐太过的缘故。如果要立州吁做太子,就应该定下来;要是还没有,这样就会引导他造成祸害。受宠爱而不骄傲,骄傲了而能受压制,受了压制而不怨恨,有怨恨而不为非作歹的人,是很少有的呀。再说卑贱的妨害高贵的,年少的欺负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的挑拨旧的,地位低的压着地位高的,淫乱的破坏有礼义的,这是人们常说的六种逆理的事。君主行事公正适宜,臣子服从命令,父亲慈爱儿子,儿子孝顺父亲,哥哥爱护弟弟,弟弟敬重哥哥,这是人们常说的六种顺礼的事。不做顺应礼义的事去做违背礼的事,就会招致祸害。做君主的应尽力除掉祸害,现在却反而招致祸害的到来,这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庄公不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碏禁止他,但是州吁不允,从而放弃。到了桓公即位,石碏于是告老还乡。

参考资料:

1、 清 吴调侯 .古文观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5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guī)。生孝伯,蚤(zǎo)死。其娣(dì)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卫:国名,姬姓,在今河南淇县一带。齐:国名,姜姓,在今山东北部、中部地区。东宫:太子的居所。硕人:典出《诗经 · 卫风》中的一篇,乃歌颂庄姜美丽的诗篇。庄姜:卫庄公的夫人,“庄”是她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她娘家的姓,故称庄姜。陈:国名,妫姓在今河南东部及安徽西部。厉妫:“厉”和下文“戴妫”的“戴”均为谥号,“妫”是娘家的姓。蚤:通”早“。娣:妹。古时诸侯娶妻,妹可随姊同嫁。桓公:名完,在位十六年,后为州吁所杀。

  公子州吁,嬖(bì)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嬖人:出身低贱而受宠的人,这里指卫庄公的宠妾。

  石碏(què)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shē)淫佚(yì),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lù)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hàn)而能眕(zhěn)者,鲜(xiǎn)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石碏:卫国大夫。义方:为人行事的规范。佚:这里指逸乐。阶:阶梯,这里用作动词,指一步步引向。眕:自安自重,忍耐而不轻举妄动。鲜:少见。陵:欺侮。去:抛弃。速:招致。是:通“事”无乃:恐怕。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立:继承。老:告老致仕。

参考资料:

1、 清 吴调侯 .古文观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5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文章记述了前720年(隐公三年),石碏劝谏卫庄公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事。州吁是卫庄公的一个宠妾所生,卫庄公爱屋及乌,对他也格外宠爱,即使对他喜好军事这种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卫庄公进谏,劝庄公爱子应该用道义,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但庄公听不进去,结果前719年即第二年,就发生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亏石碏用计,大义灭亲,借陈国国君之手把弑君乱国的州吁和自己的儿子——助纣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们杀死。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为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为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为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为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为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资料:

1、 清 吴调侯 .古文观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52、 傅德岷 赖云琪主编.古文观止鉴赏辞典.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年6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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